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希伯，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昔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岑仲勉、陈寅恪二老，为隋唐史的泰山北斗；而中文系容庚、商承祚专精于古文字学，同有二老之目，较之岑、陈虽有逊色，亦足以自立。二氏同出罗振玉门下，容以金文得名，商以甲骨文得名；论著述，容积力深厚而有条理，商则不免零敲碎打。龟骨吉金，艰深冷僻，而成近代显学，商父衍鎏尝笑言“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容氏更自谓“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盖视研治古物为学术捷径，而古物有入有出，又成财路矣。
　　容氏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失亲，受学于四舅邓尔雅、从叔容祖椿，于金石学早得门径。自1922年北上，至1946年南返，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为其著述的鼎盛期。
　　容氏一生成就的重心，为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文字方面，编纂《金文编》、《金文续编》，前者多次增订，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研读古文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论文《鸟书考》及其补正、三考，确定鸟虫书为古吴越等地的特殊字体，亦为重要创获。器物方面，一方面求之故纸，深入梳理宋代以来的铜器古籍，一方面求之实物，全力著录所知见的铜器拓本，在此基础上完成《商周彝器通考》，网罗鸿博，得未曾有，集古铜器研究之大成；晚年又与张维持合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乃改写《彝器通考》而成的简编本。
　　此外，有通论性的《金石学》、《中国文学学》（形篇、义篇），于甲骨又有《甲骨文》讲义、《殷契卜辞》（与瞿润缗合编）、《甲骨学概况》，于石刻又有《秦始皇刻石考》，然多属综述，非其所长。
　　容氏自称生平有两大癖好，即金石、书画；金石为其成名之学，而书画则为其终身之好。他早岁寓京时已颇致力于古书画的搜集及研讨，定居广州之后，兴趣更由金石之学转向书画之学。于书法，编《丛帖目》四册，为历代法书丛刻的总录；于绘画，编《历代名画著录目》，补订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的讹漏；于个人藏物，则以作品为纲，系以作者事迹，撰《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论文如《飞白考》、《淳化秘阁法帖考》、《倪瓒画真伪存佚考》，皆内容厚重之作。
　　总而论之，容氏治学，以系统胜，而不以突破胜，以详博胜，而不以精微胜；然积累之力极深，总结之功甚巨，终不失为大家。他晚年再三强调：“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回广东后，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说“解放后没写过一个字”。盖自感于金石考订难以为继，而书画鉴藏不足以言著述也。则拟之为地退星，自无不宜。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人不进而退者固俯拾皆是，又岂仅容氏一人耶？
　　沦陷时期，容氏曾任职（伪）北京大学，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于伪校教员一律解聘，容乃发表公开信抗言：“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乱世仓皇，出处为难，容氏虽属自辩，亦有其情理。
　　按：大陆易主后，傅斯年于公为战犯，于私为宿敌，然容氏晚年校理文稿，仍存傅氏名姓而未删；并曾教导学生：“治殷周古文字之学，要在别殷、周文化之异同。……殷商族实出自东夷，傅孟真先生有其精妙之论矣，学之者切不可等闲置焉。”相反，同样为伪北大教员的周作人则于傅氏不能释怀，后来撰文声讨“傅大胖子”系蒋介石帮凶，“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苦茶庵之冲淡又安在哉？相比之下，颂斋之学人风度固不可及。
　　容氏专于学问，为人处世不失天真，在动则得辄的处境中，每出言无忌。如五六十年代声称“马列主义不能与文学相结合”、“‘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胡适阴魂不散，附在我身上，我是他的徒子”，“文革”时更指当日“有点像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言辞直露，有过于陈寅恪；则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精神之光也。
　　弟容肇祖，治思想史、民俗学，著作甚多；妹容嫒，编有《金石书录目》。
　　诗曰：彝器金文细考论，京华廿载旧巢痕。成名捷径生财道，为学何妨拣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