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尔梅，（1603—1662）清初诗文家，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汉族，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为史可法画策，史不能用。乃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清初剃发号蹈东和尚。诗有奇气，声调沉雄。有《白耷山人集》。　　
谥号阎尔梅逝后，子孙私上谥号 ''文节''。其身为日月堂八世。

诗词风格
阎尔梅清军入关后，他到南方参加弘光政权，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曾极力劝说史可法进军山东、河北等地，以图恢复。明亡后，他继续坚持抗清活动，手刃爱妾，平毁先人坟墓后，散尽万贯家财，用以结交豪杰之士，立志复明。他曾两次被清军抓获，意志不屈，寻机逃脱后流亡各地。十多年间，游历了楚、秦、晋、蜀等九省。晚年时，眼见复明无望，才回到了故乡。 　　
阎尔梅在明季时曾参加复社，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在当时颇有盛名，人们把他同“二张”（张溥、张采）相比，而他的诗文则与同乡的万寿祺风格相近，被当时的人并称为“阎万”。 　　他的古诗学习李白，诗才若海，茫无涯诶；律绝二体则格律严谨，声调雄浑。由于他历经乱世，遭际坎坷，家破国亡，因此他的诗多是感怀时世，充满了深厚的民族感情，风格苍凉刚健，在当时颇有文名。 　　
阎尔梅对于反清复明的事业是如此的执着，如此的投入，日思夜想，即使是一声马嘶也会激起他再踏征途的热情，会使他想起召四方英雄杀敌立功的峥嵘岁月。因此他写道：“疑段怜人意，长嘶不肯驰。如呼诸义士，幸好杀胡儿，……”而那些古代英雄的遗迹，那种不成功既成仁的壮怀激烈，也鼓舞坚定了诗人誓死抗敌的决心。在乌江渡口，作者奋笔：“阴陵道左困英雄，骓马长嘶千里风。成败任妨争面目，不随亭长渡江东。” 　　
然而历史无情，阎尔梅为之毁家散财，奔走十几年的抗清斗争，终于失败了。他虽然并没有象最初所想的那样，“不随亭长渡江东”，选择了忍辱偷生，隐姓埋名，辗转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他并没有因此安度余年，对故国的热爱和目睹旧日的破败衰亡的强烈感情，使他不能有一刻忘记了故国，不能有一刻背弃了明王朝。他始终牢牢地保持着民族气节，断然拒绝同清朝统治者合作。他曾数次冒着危险，偷偷地去祭先帝的陵墓，在那里洒一鞠辛酸的“遗民”沮，并且在诗歌中表示，自己要“死将为厉鬼，生且为顽民。”阎尔梅不仅如是说，也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他失望地回归故里后，他的一位故友胡谦光正好在沛县作县令，他仰慕阎尔梅的文名，致书阎尔梅，企图劝说他入仕为官。阎尔梅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不惜得罪权贵，割袍断交，并作了绝交诗一首，表明自己的志向和态度。《绝贼臣胡谦光》：“贼臣不自量，称予是故人。敢以书招予，冀予与同坐。一笑置弗答，萧然湖水滨。湖水经霜碧，树光翠初年。妻子甘作苦，昏晓役舂薪。国家有兴废，吾道有诎申。委蛇听大命，柔气时转新。生死非我虞，但虞辱此身。”诗中把清王朝的官员称为“贼臣”，把背弃明朝，出仕清廷看作随应时俗，同流合污，而一再表明自己要象湖水一样保持高洁，但不再以过去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气柔和含忍，以等待时机的转变。由此可见，诗人保持民族气节决心之大，不肯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之坚决，而对明王朝的眷恋又何等之深。 　　
由于诗人十几年间行遍大江南北，晚年后又归隐故乡，同下层的劳动人民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于他们的遭遇和痛苦，感受也格外深刻。因此，在这本诗集中作者除了记载自己抗清的经历，表达誓死抗清的决心，也有许多篇幅记叙了清军入关的暴行和对人民肆意屠杀的情形。 　　
《惜扬州》：“伤哉胡骑渡沙南，杀人憔独扬州多。扬州习尚素骄奢，屠绘伦怒裤绛纱。廛市利农耕稼懒，贵介群争煮海差。炊异烹鲜陋吴会，园池宅第拟候家。绮筵歌妓东方白，画般萧管夕阳斜。杨州巨商坐金穴，青镪朱■千担列。舳舻潮汐喧惊雷，开关唱筹中外彻。扬州游览竞文章，芜城短赋割离肠。谢玄棋墅梅花岭，永叔诗勒平山堂。扬州仕宦众眈眈，廉者不来来者贪。铨部门前悬重价，夤缘早夜不知惭。扬州女儿肌如雪，环翠罗纨恣蝶亵。深闺初未识桑蚕，碎剪犹嫌机匠拙。快意不从勤苦来，暴殄徒增脂粉孽。一朝旗■广陵飞，笳鼓声悲箫鼓歇。鸣刀控矢铁锋残，僵尸百万街巷填。邗沟泉流京观?追，乱漂腥血腻红端。掠尽巨商掠贵介，裘马郎君奔负戴。缯帛银钺水陆装，香奁美人膻卒配。妇思良贱苦鞭疮，疾驱枯骨荒塞。死者未埋生者死，鸭绿江头哭不止。……” 　　
诗人详细地记叙了顺治二年的扬州大屠杀，在那次劫难后，在中国历史上以繁华著称的扬州变成了一座空城。诗人对此痛心不已，在这篇《惜扬州》中以近千字的篇幅来追记这一惨案，古今对比极力渲染往日的繁华，反衬如今一片废墟的苍凉，表达了作者面对山河破碎，却回天无力的惨痛心情。 　　
入清后作者一直隐居不仕，同劳动人民有着较多的接触，了解民间疾苦，在他的不少诗文中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如《采桑曲》：种桑人家十之九，连绿不断阴千亩。年年相戒桑熟时，畏人盗桑晨暮守。前年灾水去年旱，私债官租如火锻。今春差觉风雨好，可惜桑田种又少。采桑女子智于男，晓雾沾鞋携笋蓝。幼年父母责女红，蚕事绩事兼其中。桑有稚壮与瘦肥，亦有蚕饱与蚕饥。忌讳时时外意生，心血耗尽茧初成。织不成匹执上卖，急偿官租与私债，促织在室丝已竭，机杼西邻响不绝。残岁无米贷人苦，妄意明年新丝补。 　　
这首诗借采桑之事反映农民饱受私债官租的剥削之苦。开篇四句，写了种桑的艰辛劳顿。每逢桑叶成熟之时，便是桑农操劳之日。片片桑叶都是桑农的心血凝成，一家人的生存都要靠它们来维持，于是“畏人盗桑晨暮守，”只得早出晚归，不辞辛劳地看守桑田，盼望能有好的收成。 　　
可是天灾人祸双双而至，水灾旱灾，官租私债，把桑农剥夺得一无所有。今年好容易风调雨顺，偏偏又少种了桑，一起一伏，转折宕荡，使人们对于桑农的悲惨际遇顿生同情之心。 　　接着“采桑女子智于男……”四句勾出了一组采桑女的形象。天刚破晓，寒意袭人，采桑女已经挎上竹蓝，踏破晓雾，忙在桑田之间。尚未成年，已不得不学习缝纫、刺绣，帮助父母分担家中里里外外的劳动。 　　
接下了又进一步写了种桑养蚕的千辛万苦。“桑有稚杜与瘦肥，亦有蚕饱与蚕饥，……”桑农们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桑树和蚕，唯恐有什么意外，使他们的心血空耗。可是桑农的生死饱暖又有谁来过问？作者饱蘸着同情的笔墨，抒发着胸中的不平之气。等到蚕茧作成，抽丝织绵，还等不及织成整匹，就赶着拿到市场上去卖，好换钱来偿还官租私债。等到天气转冷，蚕丝已尽，卖得的钱都用去还了租债。含辛茹苦一年到头，换来的还是忍饥挨饿。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只好又向别人告贷，买粮维持全家的生活，苟且着渡过这一年。可希望还在，虽然渺茫，但仍然期冀明年能有一个好光景。 　　
阎尔梅的诗由于充满了反清意识，无情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暴野蛮，反映了民间疾苦，自然为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因此，也难以逃脱被禁毁的命运。
人物生平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崇祯三年(1630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中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自杀，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关于阎尔梅这个十八年的飘零生活，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他靠什么生活?每天何以度Ft?这似乎都成为一个谜。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看到他那乖戾的性格和不屈的行状。 　　
直到康熙六年，流落北京的阎尔梅才与同样流亡北京的顾炎武相遇，这对江南士子的伟大晤面，并无详细的史料诗文记载，只有“竟El谈”三个字可以证明这两个明王朝的最后也是最著名、最坚定的遗民之间那同气相投、行状相类的灵魂撞击是何等地融洽，何等地契合。也许这大江南北的故国遗民从此不再聚首，然而，他们的灵魂在同一信仰中得以重合，他们的人格在一片降幡和歌舞之中独立特行。或许，士子文人之间的友谊可以在酒色之间，可以在诗文交往之间，亦可以在患难之中。然而，最伟大的友谊莫过于两个最孤独的灵魂能在茫茫的黑暗中撞击出心心相印的耀眼人格火花。 　　
同样，如果是道不同，更确切地说是道德人格理想的分野，往往是真文人与假文人相恶的重要因素。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委琐。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作为明代知识分子，能够矢志不移，不受任何压力的驱使，始终如一者是凤毛麟角的。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顶得住生与死考验者，就不同凡响了。然而，能够再顶得住高官厚禄、花翎顶戴，抑或恩情和相知的诱惑者，更是万里挑一了。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太想侍奉当朝者，如果当朝者给点颜色，他就会肝脑涂地。尤其是那些在前朝并未人仕者，更是觅机会过一回官瘾。而阎尔梅却是个在前朝未得一官半职的白衣举人，然而，他绝不受昔日亲朋好友的劝诱，出仕新朝。据说清廷巡抚赵福星、吏部尚书陈名夏都想举荐阎尔梅入仕清廷，均被其断然回绝。在阎尔梅身上体现了一个刚直不阿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既能够具备“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又能够葆有“落落生平耻受恩，甘为寡合住秋村”的坚韧。真可谓大道大德者。 　　
或许阎尔梅的诗歌成就并不高，能够载人史册的也许不多，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却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鲜见的楷模，他那“不为王侯生，甘为布衣死”的人生箴言是烛照知识分子灵魂的火炬，是促人猛省，反思其自身的文化批判意识何在的铜境。 　　
据考，民初出版的六卷本《阎古古全集》收诗一千七百九十四首，可谓洋洋大观。但有人以为千余诗中只有“一二传后”而已。这未免有点苛刻。但是，我以为，阎尔梅所留下来的诗歌无须我们从艺术和技巧的层面来观赏，而我们需要的是从这些诗歌中寻觅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人格气魄，找到一个不屈的面影。 　　
就其两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 　　
康熙十八年冬，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据《沛县志》载：“先生弥留之际，嘱家人逝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以示死不降清”。阎尔梅墓坐落在沛县刘河崖村，清光绪年间，知县马光勋题墓碑，并划地300亩建陵，阎尔梅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