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来自作家的内心—关于阎连科小说《受活》的对话
- 中华阎氏网 2012年4月29日 中华工商时报
钟红明：你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变化，最初的生存写实，后来的充满想象和寓言、荒诞色彩，这应该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就从你的三部长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来说，你自己是否有清醒的想法？
阎连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才有发展。
钟红明：所以你在题记里说：“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请你离我再远些。
阎连科：现实主义首先谈到真实问题，通过写作，我觉得真实完全不在于来自生活，而是来自作家的内心。只要心感到真实，一切都是真实的。
钟红明：是啊，这是更深刻的真实。表象上描摹的写实和真正的真实有差异。很多方式可以做到描摹上的真实，那不是文学的目的。即使我们看一个好的电视的纪实片，那也不是表象上的真实可以完成的，贯穿着拍摄者的观念。文学上的真实，你对它的定义显然不同。
阎连科：我们现在整个文坛弥漫着一种虚假的真实主义，概念的现实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包括小说、文学、影视作品，常常是庸俗现实主义的表现。我非常希望冲破这样一种庸俗现实主义，获得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比如来自内心的真实，远远超出现实主义的东西，这是我想在长篇《受活》中试一下，表达一下。题记和小说中，你可以觉得那不是真实，可我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一点儿虚假。细节、言行整个故事框架，完全不是荒诞的。
钟红明：大的方面说《受活》好像是一个寓言，虚构的，但每一个具体的构成，有对社会现实尖锐的批判和针对性。在小说中你写到的耙耧山脉的“受活村，显然是虚构的，但是否有现实来源然后经过变形呢？
阎连科：这完全是虚构的，《坚硬如水》写到的地方，就在我家门口，有那么一点地理位置上的依据。《受活》完全没有任何依据。没有背景可谈，里面重要的情节，完全来自虚构，空穴来风的真实吧。
钟红明：记得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有段时间曾经非常焦躁，说是在寻找结构方式。就《受活》现在的结构来说，非常有特点，用“絮言来对方言作注解，对过往发生的事件及背景作展开，和现实行进的故事线索交错在一起，“絮言有时是整章的，有时是寥寥几句，有时环环相扣，你怎么找到这样的结构方式？
阎连科：《日光流年》时候第一章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没有用到极致，蜻蜓点水晃一下就过去了，更多的是语言上词语上的解释，在小说情节上没有太大推动。在写《受活》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很好的结构，无奈的情况下，虽然有点重复，我还是采用这种方式。使用得更好更贴切的地方在于，我觉得语言完全进入民间、方言、乡村中，比《日光流年》走得更远，更准确鲜明。
钟红明：这个小说和以往小说更大的差异在何处？
阎连科：《日光流年》里那个村子，真正是有点偏僻的与世隔绝的一个村子。《受活》更鲜明的是一种社会意义，和现实勾连得更紧。
钟红明：开始看受活村像一个乌托邦，其实不是。这个残疾人聚集的村子，没有纳入任何朝代的管辖，和自然融合在一起，残疾人们原本过着自由闲散富足优裕的日子。这部小说对历史和社会体制，是一个深刻的反思和重新审视。
阎连科：我想表达的，是历史的混乱，完全不像在书本上看到的，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来的，可以总结。在写作之前，我希望表达整个历史事件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也许历史学家可以找到规律，但那也许也是虚幻的。对一般人、对作家，他的感觉完全是混乱无序的。可人们总是表达规律性的东西，放弃对混乱无序的表述。
钟红明：你对历史场景的展示，今天人看来如此荒谬，但又是那样的真实。你本人的成长记忆，是否影响了你在小说中的表达？“文革和“文革之前的生存，对此的重现和拷问经常出现在你的许多小说里。
阎连科：一个作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生长在哪个阶段的人。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有个有趣的现象，有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还有一批像我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还有年轻的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比较一下，你会发现，粉饰社会的歌功颂德的，虚假现实主义的，就是像我这样年龄段的人。重要一点，我不管别人为什么，我觉得作家首先要弄明白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历史阶段，弄明白这些人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什么东西。
钟红明：柳县长这个人物在小说里非常生动，塑造得很成功，对现实和社会的概况性也很强。
阎连科：我对农村、军队都非常熟悉，放之四海去考虑，“往上爬是整个体制内的人的共同心理，无非表达方式不一样。他往上爬还不觉得是为了当官。现在一心走仕途的人都觉得，当官是一种事业了。把当官美化得没法说了。文学是事业，战争是事业，将军是事业，但事业和事业可不同。把当官美化到那样事业的高度，这是一点。第二点，柳县长还有特殊的因素，东方化，他考虑到生前，还考虑到死后，要把自己埋在“列宁纪念堂中。这的确是中国固有的。中国一个小村长、老百姓，都有可能考虑他死后如何。这个人物还有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柳县长代表了那类人所受的教育导致的必然的性格。
钟红明：他养父给他的教育，让他年轻时向伟人看齐，换了立场来看，这也不是错误。眼光看得很远。如果他把那些期望挂在心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但现在就成了政治野心。
阎连科：被异化和扭曲的，可能我这样的人还算是轻的，一心以当官为事业的人，可能被异化得更厉害。他们是执行者也是被异化的人。
钟红明：你写到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发财和长寿的渴望，非常生动真实。你的小说中一直有这样活生生的和现实的血脉相连，而不会显得苍白，你怎么保持这一点？仿佛一直置身其中。
阎连科：我家在河南，的确就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人均收入河南倒数第一连续二十多年。我每年回去，看到的现象，到家里来的人说的，从来都是这样的。比如贪欲，比南方、比上海要强烈得多。穷，由于现实的压迫，任何事情都可能发展到极限。
钟红明：你愿意人们把你认为是专写苦难和疼痛的作家吗？许多人这样归纳。
阎连科：仅仅用苦难来说，太简单化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远不能用苦难来概括，《受活》更不能这样来归纳。当然和苦难有关系。有的人喜欢给作家定位，用“苦难一说，他们觉得好定位。但让我自己给自己的作品定位，我肯定是完不成的，但定位在苦难，我不赞同。《受活》表面上写了一点苦难，但本质上和苦难毫无关系。
钟红明：可能是因为写到了人性的冷，就写到了极冷，这样的归纳和你描述的极端可能有关系。
阎连科：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你会觉得，不这样写，不足以表达内心里的东西。比如你对社会某些东西的憎恨，你对社会的恐惧，不这样写，无法表达。沈从文可以写《边城》，交给我阎连科，我写不出来。我没有处在那个环境，我不会那样看待社会。我对这个社会更多的是恐惧感。尽管目前大家都说我极致啊极端啊偏激啊，其实，和我理想的有段距离，并没有把我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想到十分，只能写到三分四分。（19F2）
>>人民日报秘书长阎晓明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