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 逮 楼
- 中华甘氏网 2012年12月21日 万家姓
津 逮 楼
津逮楼是甘家建造的一座藏书楼。范钦是明嘉靖年间最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在浙江宁波建了一座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密藏春册以避火。甘熙认为“春册乃诲淫之具”,与古人书籍放在一起是对古书的亵渎。“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取生水之意,此实有至理”,所以甘福仿造天一阁式样,在大板巷盖了一座上下各三楹,座南朝北的藏书楼,起名“津逮楼”。(甘熙撰《白下琐言》第六卷)《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大板巷,古习艺西街,图志旧名土街,有甘氏津逮楼,制仿范氏天一阁。”津逮楼最初的主人为甘福,其父国栋,以藏书知名,去世后所藏书籍都传给了甘福,甘福更是广为搜求,积蓄极富。道光十二年(1832年),于宅中建“津逮楼”藏之,并编有《津逮楼书目》18卷,藏书达十万余卷,其书室名为“保彝斋”,著有《保彝斋日记》及《钟秀录》。津逮二字语出《水经注?河水》:“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上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所谓“达”者,戴震校曰:“达,近刻作逮”。故“津逮”亦作“津达”,常用来比喻为学的门径。对于甘福收集图书和建津逮楼的经过,甘熙在《白下琐言》第七卷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家大人性嗜书,往来吴越间,遍搜善本积至十余万卷,于宅之东筑津逮楼以藏之。……家大人四十年间勤加搜访,宝若珠玑,悉为传经而计,并亲定训约:‘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出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后之子孙可忘所自来耶。”津逮楼落成后,甘福曾自题二律云:
吴山越水几遨游,四十年来费苦搜。
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
香薰芸简频收拾,夜爇兰膏细校雠。
从此老怀堪告慰,左图右使复何求?!
层楼高处乐倘佯,珍比琳琅七宝装。
积卷敢夸东壁富,披函好趁北窗凉;
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
为语儿孙勤守世,此中滋味最悠长。
津逮楼落成时甘煦正在安徽,他步其父元韵,作了两首七律志喜,收集于《贞冬诗录》题曰:“津逮楼落成,家大人有诗志喜,寄示,敬步元韵”:
楼居便抵海山游,津逮相将秘籍搜,
此室未应容易入,读书曾识几生修。
四编部类分题识,五夜丹黄细校雠,
却愧风尘多废学,归田他日好研求。
烟波一舸乐倘佯,万卷归来手自装。
范氏千秋垂榘薙,陶公九夏坐清凉。
雪蒸几席恒春树,花晕钟彝太古香;
绾绰用兹眉寿介,子孙永保万年长。
甘福常于“春秋之暇……登楼静坐,浏览群书,见有嘉言懿行,辄手录之,积帙逾五六寸,曰保彝斋日记”。(甘煦、甘熙撰《梦六府君(甘福)行述》)
当年,保彝斋、津逮楼的匾额都是程春海的手笔。程春海,安徽歙县人,曾任教于钟山书院,学识渊博,经史和医卜星相之学都很精通,篆草隶书尤为精妙。他和甘福交往甚笃,“有书札数十通,装潢成册,予家(即甘熙)保彝斋、津逮楼匾额皆其笔也”更为可嘉的是程春海做事一丝不苟,“津逮楼三字,先生书至数百纸,多不惬意。良久始以宣纸硃鉤送来”。(甘熙撰《白下琐言》第四卷)
甘福去世后,津逮楼藏书皆传于甘熙,甘熙亦是嗜书之人,尤注重搜集乡邦文献,兼喜金石彝鼎,其书室有“寿石轩”、“筑野堂”。“津逮楼”所藏书籍、字画、金石彝鼎经甘国栋、甘福、甘熙祖孙三代的搜购,相当可观。关于津逮楼,《运渎桥道小志》说:“缥缃彝鼎,充楝庋藏,千顷五车,差堪为匹。”这里的“千顷五车”是指金陵豪门巨富黄虞稷的“千顷堂”和焦氏的“五车楼”,焦、黄两家是金陵有名的藏书世家,由此可知甘氏藏书之丰。
1825年,甘熙之兄甘煦(时任安徽太平教谕)从宝应教谕那儿喜获三十六块宋砖,这是从宝应县城北部的宁国寺瓦砾中出土的南宋砖。杨掄之绘有《三十六砖归装图》。据甘熙考证,三十六块宋砖中,“文字古雅,精神完具者有十四砖”,并对这十四砖上的文字一一作了考证。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甘熙在津逮楼侧“增筑书室数楹,将各砖嵌诸壁间,颜其屋曰卅六宋砖之室”。(甘熙撰《白下琐言》第七卷)
甘熙中进士后,在大板巷42号宅院另辟小院,垒假山,植枇杷,种花草,增建“文澜轩”,“寿石轩”等建筑,与南捕厅15号的“晓园”遥遥相对。晓园是清代著名园林设计家戈裕良的得意之作,在他的著作中,将晓园列为经典之作。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金陵,津逮楼等毁于兵火,津逮楼只存在了二十一年,大量的藏书化为灰烬,楼中所藏宋元旧刻及外世难得复本的秘笈自此销迹人世。甘熙在诗中惋惜地说:
津逮楼边风水虚,听秋阁下竹梧疏。
伤心十万签题处,半付秦灰半蠹鱼。
1951年,甘氏旧宅卖与某军事单位,因为要搬家,所存两屋书籍无处可放,甘氏族人决定处理。处理前,甘家邀请其近亲,著名学者,前中央大学教授卢前(卢冀野)过目,当时,卢前先生卧病在床,他便介绍书商(一说是藏书家)马兴安前来看货议价。几天后,他带两人同来甘宅,一位是在水利部工作的赵世暹,他是打算挑选一些水利方面的书籍以供工作研究之用,另一位是在绸布店工作的朱某,他们挑选了一些书籍和印章,以每斤二角钱收购。
后据《张元济年谱》载:“1951年夏,赵从蕃之子赵世暹于南京获宋刻《金石录》,专程来谒先生(即张元济)并求题记,先生欣然命笔,时适郑振铎来沪,赵即面呈郑,献之国家”。张元济先生欣然命笔道:“孰知三十藏本尚存天壤,忍于千方百年沈薶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是本旧藏金陵甘氏津逮楼,世无知者”。
《金石录》几经周折,最后由郑振铎亲自携往北京,该书现存北京图书馆。这件事在国内曾轰动一时,记者黄裳、张友鸾、张慧剑等知名人士,还专程从上海来到南京,向甘氏后代了解甘氏藏书情况。据悉,甘氏所藏三十卷本《金石录》,已列入《古逸丛书三编》,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金石录》是宋朝赵明诚所撰,赵妻为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曾为此书作了后序。因历经沧桑,该书早已绝版。而世传抄本也仅存十卷,后归潘文勤所藏。他说过大话,自称这十卷本,是“人间孤本”。但过去谁也没有发现最完整的宋版三十卷《金石录》,竟藏在金陵甘氏津逮楼中。
宋版三十卷本《金石录》未与津逮楼一起被焚,考其原因,是甘熙兄弟或族中长辈,爱好金石,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阅读。故置于另室;另一种可能是战争之前,此书已转移他处保存,才免遭一炬。至于放在那里近百年无人问津,最后还是如一般旧书卖于他人,这主要是由于甘氏后人自光绪中期以后,不求进取,读书风气淡薄的缘故。
津逮楼虽毁于兵焚,但甘氏其他各室仍有不少藏书和各类线装书,甘氏族人不愿贱价变卖,又因是祖先遗物,随便处置也不妥当。族人一同商议,决定将书赠给图书馆,这既对读者有益,也可告慰祖先,于是将所剩书籍,连同甘氏自刻木版与刻有“津逮楼藏书”字样的柏木书框,全部捐赠给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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