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已有文章指出侯景叛东魏所致的三国争河南之事对南北朝历史的重大意义[1]为了深入认识南北朝历史的发展，直接探讨侯景叛东魏的原因及结果，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论述。由于以往对此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我虽然自信推进了这问题的研究，但不敢肯定所有的结论都可以被学界视为正确。因此，来自同仁的批评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一

    《通鉴》梁纪大同八年（公元542年，东魏兴和四年）八月，“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随机防讨。”胡三省注：“既委景以备梁、魏，又使讨叛贰，随机则便宜从事，其任重矣。为侯景叛东魏张本。”[3]案：胡氏识见敏锐，侯景叛东魏确如胡氏所言与侯景任河南大行台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侯景任河南大行台的原因进行探讨，即为了解侯景叛东魏原因的关键。但胡氏没有明说侯景何以有此大权。如果这个分析不误，则可以看出胡氏未能尽悉底蕴。

    近世史家中，我仅见吕思勉先生说出了侯景有大权的原因。他说：“案（高）欢所用，战将多而有谋略者少；又欢居晋阳，去河南较远，势不能不专有所任；此（侯）景之所以有大权也。”[4]这是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立论，很有道理。但观吕先生之意，似乎从东魏迁邺之后侯景即辖有河南之地。而事实并非如此。鉴于明白此点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侯景叛东魏的原因，故不得不稍作考证。

    《魏书》卷十一《后废帝纪》中兴二年（公元532年）夏四月，“辛未，前废帝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据城降，仍除仪同三司、兼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同书同卷《出帝纪》中兴二年四月以樊子鹄为东南道大行台；七月，“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大破萧衍军于谯城，擒其邺王元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同书卷十二《孝静帝纪》天平二年（公元535年）正月，“乙亥，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元晏讨元庆和，破走之。”《通鉴》梁纪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四月，“元庆和攻东魏城父，丞相（高）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魏书·孝静帝纪》元象元年（公元538年）正月，“行台任祥率豫州刺史尧雄等与大行台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于北豫（州）相会，俱讨颍州。”案，《魏书·孝静帝纪》所称任祥为“行台”当是“行台仆射”的省称。因《北齐书》卷十九《任延敬传》（延敬即祥）祥“为行台仆射，除徐州刺史”。不论怎样，我们都可知，任祥所任的行台即东南道行台。此行台从侯景任南道大行台起，就一直存在，先后有樊子鹄、元晏、任祥三人总其事任。

    侯景任南道大行台，在兴和四年以前，绝无称作河南行台或河南大行台者。另外，从史传中也见不到侯景任河南大行台后还有人任东南道行台之事。再加上侯景叛东魏降梁表中列十三州刺史名，并有“黄河以南，臣之所职”[5]之语。可知，东南道行台是从侯景任河南大行台后才取消的。

    吕思勉先生大概认为是从东魏迁都邺城后侯景即辖有河南之地了。虽然《北齐书·神武纪下》高欢有“景专制河南十四年”之语[6]，可以为此作证，胡三省注《通鉴》并分析高欢之语说于何时，为“十四年”之说作解释[7]，但都是靠不住的。高欢之语，只是不甚精确地言之，反映侯景在河南的地位，即使在河南有二行台并存的情况下，实际有主有从，侯景居于主要地位罢了。而胡三省未明其故，故陷于错误。

    这样，由于吕先生只是从河南的安全着眼来看侯景任河南大行台的原因，就有可以讨论之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安全，高氏为什么不兼存南道、东南道二行台呢？兼存此二行台，即可分权；分权既合惯例，又有利于彼此牵制，从而有利于河南的安全。

    所以，对侯景任河南大行台的原因，还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加以考察。

二

    我认为，侯景任河南大行台，是东魏出于内政转换的需要。

    侯景任河南大行台之前，东西魏之间多数时间是战事频频发生，高氏自然无暇顾及内政方面。兴和元年后，战事减少；兴和三年后，战事几乎停止。高欢试图趁机改变孝武帝西迁后相权的收缩和吏治的腐败局面。这是侯景被任为河南大行台的真正原因。

    为了说明问题，先从下面二材料看看相权收缩和吏治腐败的具体情况。 

    始，献武王（高欢）自病逐君之丑，事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每侍宴，俯伏上寿；帝设法会，乘辇行香，欢执香炉步从，鞠躬屏气，承望颜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通鉴》梁纪太清元年八月）

    （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欢）。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矛肖以夹道，使弼冒出其间，曰：“必无伤也。”弼战慄流汗。高祖然后喻之曰：“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时大恐，因顿颡谢曰：“愚痴无智，不识至理，今蒙开晓，始见圣达之心。”（《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这两段材料都是言孝武帝西迁之后情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孝武帝西迁，使高欢在政治上大为被动，及为了巩固统治，高欢对皇帝和勋贵让步的情形。对皇帝的让步，体现在尽量恭敬，“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对勋贵的让步，则是满足其对物欲和权位的贪求。这两种情况都是相权收缩的表现和结果。易言之，相权收缩的结果，使皇权和勋贵之权得到发展，也等于是作为权臣的高欢的相权，由皇帝和勋贵分夺。这与权臣应有的正常发展是不相容的。因为权臣只有在既能控制皇帝，又能驾驭勋贵的情况下，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易鼎的目标。高欢的权力既被皇帝和勋贵所分夺，这样，自然地与皇帝和勋贵都有矛盾。伸张相权的办法，只能从控制勋贵入手，而惩治贪污之事，可以得到很好的压抑勋贵的理由。控制了勋贵，皇权也就随之收缩。

    勋贵中孙腾、高隆之、司马子如等权势极大，如不对其加以抑制，高氏大权就有旁落的危险。所以，高欢惩治贪污先从最亲近的人尉景和孙腾开始。《魏书·孝静帝纪》兴和四年四月，“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齐书》卷十五《尉景传》：“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库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射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改长乐郡公。历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见禁止。使崔暹谓文襄（高澄）曰：‘语阿惠儿，富贵欲杀我耶！’神武闻之泣，诣阙曰：‘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三请，帝乃许之。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耶！’常山君谓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为尔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抚景，为之屈膝。”由此可见，高欢惩治贪污之难，也可见其伸张相权之难。姊夫尉景、姊常山君尚不理解高欢，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但惩治贪污，压抑勋贵，伸张相权，实是关系高氏霸业前途的大事。如果不能在此事上有成，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高欢实担心此事会引起勋贵的不安，由不安引起内乱，由内乱而致外敌。东魏以邺为都，河南之地既是屏障，又是门户。河南稳定，即给人以邺都稳定，从而东魏稳定的印象。所以，选一堪守其地的人守之，既可使梁、西魏感到东魏无隙可攻，不生觊觎之心，又可使东魏国内的异己势力感到国门紧闭，屏障牢固，不启奔敌变乱之念。这样，即可保证惩治贪污、压抑勋贵、控制皇帝、伸张相权之事的顺利完成。而当时能守河南者，除侯景外没有更合适的人选。[8]

    侯景被任命为河南大行台，就等于高氏在南北东西这张大棋盘上放了一颗最为稳健的棋子，它代表的是东魏的稳定和安全。所以，侯景的作用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样，可知侯景所任河南大行台是东魏在关键时期给予的一个关键之职。

    正因为如此，必须确保侯景能很好地效力。于是高欢撤销了东南道行台，将南道、东南道二行台合并为河南道大行台，由侯景总任之。而且侯景又有“随机防讨”之权。此权在以前只有高盛、高欢有过，分见《魏书》卷十一《后废帝安定王纪》和《出帝平阳王纪》[9]。可知高欢将侯景权力地位极大地提高。这种权力地位是西魏和梁朝不可能给予的。具体地说，侯景所辖河南之地近东魏土地之半，掌握一支十万人的军队[10]，有“随机防讨”之权，西魏没有适当的近国土之半的地理单元可用来招诱侯景；梁也不可能把长江以北之地作为吸引侯景之物；二国都不可能将多达十万的精锐军队让侯景统领，以诱侯景。可见，正是由于极大地提高侯景的权力和地位，保证了侯景为高氏效力。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兼存南道、东南道二行台，西魏和梁都可能拿出适当的地盘和权位来招诱侯景，这样就很不利于河南的安全和稳定。

    正是由于高氏给侯景以大权是要换得其效力，所以后来当侯景被人指责与贪污有染时，高氏都对其加以优容。在东魏内部没有清理成序的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不过，高氏虽极大地提高了侯景的权力，但对之仍是有限制的。黄河以南的东郡和濮阳郡都为以邺为治所的司州所辖，不属于河南大行台。《魏书·地形志》载此二郡在天平初属司州。更确切地说，在迁都邺城之后此二郡即属司州。这样，河南如果有变，可以由此二地进行政治军事应急。后来，当侯景叛后，韩轨所率攻侯景的军队就是从此二地渡河的。因此，此二郡实际起着监督侯景的作用。东郡治滑台，是一个军事据点。濮阳郡有大族聚居的侯氏[11]。二郡属司州，即有防范河南的作用。

    此外，对侯景权力的限制，更来自河南的一些州刺史。《通鉴》梁纪太清元年正月，侯景叛，“遣军士二百人载仗暮入西兖州，欲袭取之，刺史邢子才觉之，掩捕，尽获之，因散檄东方诸州，各为之备，由是景不能取。”这表明，河南的一些州刺史更亲近高氏，而邢子才为其著者。《梁书·侯景传》：景上梁降表中说：“函谷以东，瑕丘以西，咸愿归诚圣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无二志。”可见他自称有把握的只有瑕丘以西的十三州。这可证《通鉴》所载邢子才发景谋，东方诸州，景不能取，确是可靠的。西兖州治瑕丘，瑕丘以东有齐[12]、青、光、南青、徐、北徐等州。虽然侯景说：“惟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一驿走来，不劳经略”，但只不过是夸大诳惑之辞，并非如此。实际这些州他都是不能把握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即使是侯景自称有把握的十三州，也并非如其所称的“戮力同心，死无二志”[13]。真正“戮力同心，死无二志”的只有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一人[14]。而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暴显等从景叛，都是由于侯景胁迫的结果[15]。这就难怪后来有暴显临阵背侯景而降东魏官军之事。可以认为，即使侯景自称有把握的十三州的刺史，有些也是更亲高氏的。高氏以这些人为刺史，也有限制侯景权力的作用。

    对侯景权力的限制，也来自制度上的规定。《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梁文》（又参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卷五杜弼《檄梁文》[16]）中言侯景任命河南后，“总兵统旅，别有司存”，体现的正是这情况。虽然因史料缺佚，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内容的具体情况，但从高仲密在河南叛，西魏出兵来攻，高欢是亲总大军与西魏战，应该是与“别有司存”的规定有关的。

    正因为对侯景的权力有限制之法，所以高欢敢于任侯景于河南。上举《魏书·萧衍传》中《檄梁文》说：“……献武王（高欢）弃其（指侯景）瑕秽，录其小诚，……长鞭利铩，术以制之，……”此虽置于“关陇逋诛，每事经略”，和侯景任河南大行台之前，但可以推之，“术以制之”是高氏对侯景的一贯作法。

    高氏惩治贪污，既是为了使东魏吏治走上正轨，又是为了压抑勋贵，清除异己势力，控制皇帝，从而伸张相权，并为最终取代元氏，另立新朝作准备。侯景在此种背景下被任为河南大行台，不论高氏对侯景如何优宠，都不可能使侯景消除疑虑，因为侯景曾经是尔朱氏的心腹而现在是尔朱氏残余势力的一个重要代表[17]。他与高氏最后决裂，不可避免。

三

    正因为高欢对侯景的优宠，是要换得侯景为之效力，并不是真正信任侯景；侯景与尔朱氏关系深厚，也自知不可能被高氏完全信任。这种情况使侯景与高氏之间的关系很容易因某些因素而波动。高欢临死时，不必再加掩饰，以致他对侯景的不信任就马上公开地表现出来了。《北齐书·神武纪下》载：“神武谓世子（高澄）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这是高欢临死前对高澄所言之语，反映的却是欢从未真正信任过侯景，更没有以心腹待侯景。

    从侯景一面说，他自知高氏并不真正信任他。自然他也不会相信高氏。《魏书·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梁文》言侯景：“……仍自猜贰，祸心潜构，翻为乱阶，负恩背德，罔恤天讨，……”正是侯景并不相信高氏的证明。《北齐书·神武纪下》说侯景闻高欢疾，“遂拥兵自固”。这也是侯景并不相信高氏的证明。

    高欢与侯景彼此相疑，高欢又知世子高澄不能驾御侯景，故必须收回其权力。《北齐书·神武纪下》载：“世子（高澄）为神武书，召（侯）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这段文字从表面看自然是有问题的。吕思勉先生已经注意到这点。他说：“案神武猜忌成性，从未闻以将帅为腹心，而自疏其子弟；况文襄（指高澄）在神武世，与政已久，神武与景有约，文襄安得不知？说殆不足信也。”[18]甚有理据。吕先生没有明说高欢猜忌侯景，但意已有之，也是对的。所以，《北齐书·神武纪下》所载有可能来自传说，不然就是北齐史臣曲为其说，意在为高氏掩过，因而不尽可信。但是，即便是传说，也会包含有部分真实。因此，如果不是过分拘泥，而理解为高氏对侯景的猜疑而设法收回权力，还是可以的。

    只有收回侯景权力，才能保证高欢死后，高澄能把握东魏政局。因为侯景的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和声威都远在高澄之上，对高氏权力构成很大威胁。侯景又不愿交出权力，就只有选择叛乱。

    侯景叛乱被平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尔朱氏最有影响的残余势力被高氏清除了[19]。

    这次叛乱，是尔朱氏残余势力在东魏最大的一次分化。分化之后，东魏在内外政治方面都受到很大冲击。但另一方面，高氏权力却变得更巩固了，因为在东魏国内高氏再没有强劲的政治对手了。因此，虽然后来发生了高澄被刺身亡之事，高洋仍能从容地继掌大权，并迅速地废元氏而建北齐。

    附注：

    [1]参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学界迄今无论侯景叛东魏的专文，各种通史及断代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均仅是在叙侯景乱梁背景时略略提及侯景叛东魏之事，而且其中有不少不准确甚至大误之处。如下文所述，只有胡三省及吕思勉较深地论及侯景叛东魏的原因，但仍只是一二言语，未道其详。

    [3]胡氏之说有未谛处。从高仲密叛东魏而致的二魏战争中，侯景并不是主将，战争由高欢亲自指挥，也就是说，侯景并没有能讨“叛贰”。此事略离本文主旨，不拟详论。

    [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三章《梁陈兴亡》，第一节《侯景乱梁上》，第628页。

    [5]《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6]亦参《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神武纪》。《北齐书》此纪实补自《北史》齐本纪。兹以二者文字几全同，故不引《北史》之文。以下同此。

    [7]参《通鉴》梁纪中大同元年十二月胡注。

    [8]侯景之外，慕容绍宗也是有能力的。但绍宗资望低于侯景，再加绍宗与尔朱荣是表兄弟，且与尔朱氏的关系很亲密，所以比较而言，当时只有用侯景。《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慕容绍容《檄梁文》：“既关陇逋诛，（侯景）每事经略，以河南空虚之地，……军机催勒，盖唯（侯）景任。”即反映了侯景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吕思勉先生言侯景拥有大权的原因，虽未注意此檄文中此语，但有与之暗合处。此为对东魏历史有深刻理解所致。

    [9]《后废帝安定王纪》，盛为北道行台，“随机处分”；《出帝平阳王纪》，欢为大行台，“随机裁处”。可见与侯景的“随机处分”是差不多的。

    [10]拙文《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注[2]有分析，请参看。

    [11]《通典》卷三《食货》引《关东风俗传》。

    [12]侯景降表中州中所列十三州中齐州，应是济州之误。齐州治所在瑕丘之东，景表又有“宋齐一平，徐事燕赵”之语，齐虽是借古名，但地在东，故不应是齐州，而应是济州。（“宋”即指徐州，因春秋战国时宋国疆域含有此地。将景表中“宋齐一平”语和“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云云之语合观，即知齐州在侯景掌握之外，亦更可知景表中齐州应是济州之误）。

    [13]《梁书》卷五六《侯景传》。

    [14]参《北齐书》卷十八《司马子如传附司马世云传》。

    [15]《通鉴》梁纪太清元年正月言高、李、暴等从景叛是因为被景“诱执”。

    [16]檄文当以慕容绍宗名义发布，而作者实为杜弼，《通鉴》太清元年十二月亦以杜弼作檄文，当即由于这原故。

    [16]《北齐书》卷四十《赫连子悦传》言“景本尔朱心腹”。《梁书·侯景传》景自言“初逢天柱（指尔朱荣），赐忝帷幄之谋”。《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文言景“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此外又参周一良先生的分析（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梁书札记》“侯景传”条，第286页）。案，尔朱政权虽被高欢击灭，但尔朱政权中人大量处于东魏政权之中。

    [18]前揭吕思勉先生书，第629页。

    [19]尔朱氏残余势力中具有影响的有两支，一为以侯景为首者，一为以慕容绍宗为主者，其中前者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李万生，1960年生,贵州绥阳人。历史学博士,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总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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