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大家族之侯策名

——从乡间走向盐场（1900一1926）

侯策名的父亲侯春山，世居贡井中溪河上游瓦窑冲，祖辈务农，自耕而食，因离盐场较近，种菜为生。侯策名从小就作为父亲的邦手，种菜卖菜，打草挑水，他开始卖菜时，只背得起两个大萝卜。侯春山在淮源井掌柜姚吉甫家挑潲水，同姚相识。侯春山死后，家中无着落．经亲戚说合，十五岁的侯策名到准源井当学徒，拜姚为老师，也拜了管账为老师。当学徒的活路繁杂细琐，要做装烟敬茶，端汤添饭、打洗脸帕、抹家俱、倒壶便，侍奉老师和客人，有时还要到老师家里，邦师娘做家务事、有一次姚师母吩咐侯策名在上去拿井麻，后来让姚吉哺知道了，老师严厉地斥责他，他不知道姚老师为人正派，不贪便宜，因而受人尊重，说起话来有力。学徒与为杂工不问的是，要学写字、珠算、井灶上的经营和有关技艺知识，三年满期后，可以提升为职员。侯策名的劳动和学习，都很勤快、用心,得到姚吉甫的赞许。姚是经营井灶的能手，把自已的知识和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侯策名，侯满期出师后，当了职员，在井上搞土建书务，因办事精明，受姚所信任。侯策名虽提升职员，做到管钱邦账，十八岁与黄氏女成婚，但工资低、家口众、入不敷出，用度拮据，姚的井灶不许职员做附带生意，误身陷困境，别无他途，于是想到赌场上试试运气。他白天在淮源井上班，晚间到太原轩茶馆后堂赌博。侯策名对赌博之技，不日即能驾轻就熟，他也深知此道如身悬绝壁，靠赌博养家是办不到的，有钱人啥赌也会倾家荡产。侯母和黄氏都委婉相劝，说家中虽寅吃卯粮，但毕竞得过且过，切莫因赌招来横祸，那就不可安坐了，一日姚吉甫警告侯说；“要做事就不赌钱，要赌饯就不做事！”侯策名懂得姚的一番好心，但他更期望弄到钱，有了钱不但能养家，而且还可做些事情，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侯策名辞职离开了推源井，去到陕西人王石泉在老街子开设的茶馆太原轩灰兼营糖食。王与侯早已相识，即请在茶馆邦忙。侯一面经营茶馆，一面出入赌场。茶馆繁忙时，侯也提炊壶给客人泡茶，因而后来有人说“侯策名是茶房出身”，就原出于此。其实侯出身小康菜农，小时读了七年师塾，识事敏捷，头脑媳慧，颇明．入情吐故，自他走进盐场，就打破了面子，做事不讳低贱，更专注于实感，侯策名的岳父黄兴顺，是贡井兴顺园包席馆的老板和有名的厨师。不久，侯策名辞去了太原轩的管账。干起了流溜场的生意。他从荣县桥头铺、龙潭镇等乡场，贩运井灶和饭馆所需要的东西，到贡井出卖，卖不完的东西，如鸡鱼鸭兔，则交给黄兴顺代为向人销售。有时资金短缺，其岳父便借贷给他。跑流溜场使侯大长了经商的见识，从此绝赌，专心于贩运，而且能摸请市场消息，买卖甚为得意。但这种流渭场生意获利毕竟有限，对于欲求发展的长货名来说，不进则退，时刻都在寻找新的门路；无奈本钱有限，缺翼难飞。当时社会的邦会势力很强，每个“码头”上都有其势力范用，而且以生死来维护小集团的狭隘利益。早在辛亥革命那年，侯在太原轩坐柜时就加人了贡开仁字“讲汉流分袍哥，系第一面公口（即第一个码头）“文武会”。当时贡井仁字袍哥共二十四面公口，统一总称同仁社。侯在社会上，以及后来的工商业话动中，得助于袍哥者不少1916年，侯策名31岁，在岳父黄兴顺的帮助下，约会奏足三百两银子做资本，同贡井人朱荣煊（绸缎业好手）约伙，到自流井开设正头杂货店，店名“利丰厚”；由扬民安任经理，朱荣煊在重庆进货，侯策名管账兼办业务。生意开张后，销件不利，资金积压，侯策名深知周转不灵之危害，除整顿店面外，还亲自赶赴乡场售货，并将时销与滞销货品配搭，不久就打开销路，周转了资金，使同伙为之佩服。后来，利丰厚的资金被杨民安的亲戚陈植清亏欠，当初本来忽利用陈的资金，谁知反受其害，只好停止进货，清理账日，处理存货，于1921年宣告结束而关店。在这起伏波折的五、六年间，侯策名通过杨民安的关系。逐渐结识一些井灶资本家．并同共中一些人来往交友，还同倪敬先〔银线业）、张克成（绸缎业）结拜金兰，相互间关照，于是侯在商场上活跃起来。由于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控制一长江下游，曾断绝淮盐运销湘鄂，由此出现川盐济楚，刺激了川盐生产，因而自贡井盐在清咸同年间一度繁荣，也造就了一些豪商巨富。侯策名很毕就产生了经营盐业的念头，因此对办井灶颇为关心，但经他初试锋艺，探感此路艰难：一是无资金办不成事，二是无文化知识办不好事。有其二者就有了主动权。至于社会交往，他亦自有主见。即袍哥要讲，正业要务。于是，他努力做生意，积累资本，以图在盐业上干出一番事业。然而他当时尚未看清川盐生产萧条的总趋势，因而虽全力竭尽，但生意渗淡，没有遇到好时机。1922年，侯策名同王吉星、陈仿陶开设“益记钱庄”，侯任经理，主吉星管内务，陈仿陶管外场。当时的茶馆多有商贾云集，因此侯经常到茶市活动。益记资金不多，只做点存款、放款，业务乎淡，侯借坐茶馆观风察色。时倪敬先的谦太祥，王德卿的大昌祥两口运商运盐业务兴庄，获利不少。倪、王二人欲介绍侯到慎裕运商搭邦，但慎裕东家耽心难以驾驭侯策名，借辞推谢。倪、王二人正感为难，侯却满不在意，把益记钱庄改组为谦信运盐号，自任经理，陈仿陶襄助，职员只增加上灶（在灶上丧看盐质与称斤）和会计各一人，后来由姚铸九介绍肖翼之做谦信盐号重庆办事处负责入，即该号长任重庆庄客。其使命是销盐和以盐抵押向银行、钱庄贷款。由于业务需要，又在江津托王绍文代办售盐．在重庆的庄客必须同金触界密切联系，展开活动，以利资金周转，以钱生钱。当时重庆的利息低于各县，客县又低千自贡，自贡的利息常在三分左右，而重庆则往往在二分以下。因此，运商在重庆的盐款和盐押款，须及时兑回自贡，以抓住借贷在渝，放款在井的有利时机，故盐号兼做汇兑，即自贡所谓卖渝票。自贡的X头、五金、药材等商人须兑款到重庆进货，这些商人只要购了渝票，就可到重庆盐号办事处取款，但此中行情变化较剧，加之军阎开战，其中凤险时生。因此侯策名每天上茶市了解汇兑行情和形势，并根据盆号需款的多少缓急，决定是否售票和所售的数领。民国十五年（1926）改两为元后，没千元兑费浮动于二至四百元，因此能掌握时机者，便可获厚利，谦信号营业把隐，获利甚丰。就在这时，重庆庄号出现迟汇，在重庆的盐款，经常晚两期到井，还出现总号出售的渝票因重庆无款付出退回的现象，使侯策名大惊。侯连夜从水路经江津赴俞追查，行至江津，虽王绍文处无虞，但消息急让人抢先告知驻渝庄客（据说系大昌样杨逸儒），肖冀之得知侯即到渝的消息，匆匆乘轮东下避匿上海滩。侯抵重庆时，肖已出走 ，侯策名知道追之已晚，只好另谋对策。经查帐了解，肖娜用号款做私生意失败，亏空一万一千余元，其中还有向几家钱庄贷款七千元。侯经深思熟虑，认为往后还要继续背业，势必要顾全信誉，于是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日姑请债权人到场，公布肖翼之卷款潜逃一事，提出债权有效并分期归还的担保，但耍求停止利息，望各位见谅合作。当时重庆倒帐成风，一经宣布破产，就摊成偿债，债权人就只剩下一张度纸。侯策名这一宜布，各债权人立即同意，经商议结来，分三期清偿，以四个月为一期，一年之外将债款处理完毕。此举在当时重庆少见，赢得商贾好感，使侯在渝信誉倍增，为其往后在重庆商场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待谦信在渝分号债款还清后，即言告停业，但自流井号仍照常进行业务。这对候策名来说，是迫不由己的收缩。正如他在一九五二年自己所写的简历中说：1922年改组运盐业务，三年中的‘盈’也大，‘亏’也大，结果代股东及其他经理人将运盐钻束，因此本身经济损失虽尽，但是社会信用就建筑起来了

十年周旋自流井《1927年一1936年》

侯策名在自贡盐场二十六年的奔波，手上至多弄到几千元本钱，但他自知个人贷款的信用则不下于数万元，因此，侯雄心勃勃想于一番事业。那时候，侯看到一些老盐业世家的衰落，虽不可能尽知其社会内在缘由，但他却发现了机会。这机会虽然让他施展了智谋，而仅仅是把他推上了盐场的场面而已。侯在简历中说“1925年至l927年，复行约股经营井灶，并租佃同新枧和达成灶的火圈壹佰贰拾口（月月租），又组营达记钱庄。”如果说在此之前是序幕，那么，这就开始了侯策名走上盐场舞台的第一幕。他首先担任了“带肚子”的掌拒。老盐业世家胡元和的继成并，为了调配水火（即卤水和瓦斯火〕，设了一个机构叫大关，聘请江子鹤做掌柜。江死后，大关业务不振，经费支细，虽未负债，却无资金周转，胡元和继承人胡铁华于是提出聘请“带肚子”的掌柜。据自贡盐场习惯，自备现款被聘任掌柜，其款项被视为贷给井灶之周转金．按市率付给利息，其井仕或关上的现金出入，则由掌柜掌握，收支帐目则由掌柜派亲信监督，这就是所谓掌柜“带肚子”，起初，侯得扬敏庵的介绍，与胡铁华结识，并时有往还。侯接受了劫的聘请，并和其商定条件之后，于是携带现金二千元，即日到任。上关那天，胡铁华亲自同侯策名二道，往继成井照例参拜井口土地菩萨，然后接见火关全体职工．同时由胡铁华宣布，侯掌柜从今日起负大关全部责任。侯当即指定唐敬修为大关座办，原所属职工一概照旧不功，并委派共妻舅黄自荣经营现钱和帐目。大关由侯掌柜后，颇有一番振作景象，业主亦有所利，胡铁华也就放了心。此时侯策朽与陈仿陶、刘体泉三人各集资千元，组建“达记钱庄”，由侯任经理达记钱庄实际上是侯策名巧设的企业管理机构。凡侯策名等租佃、“带肚子”掌柜之处，皆由达记钱庄经营，不仅银钱流通，而且原料货物供销，均由钱庄贷放进出谋利纳息。侯在继成井大关，将其二千元从入帐之日起利息，大关向达记钱庄支取的货物，即作价按现金结算利息，货价的高低、息金的大小，则行情和大关的盈亏程度综合而定。侯在这里表现了他善于理财的金触业务能力。约去年余，继成井各灶卤水渐淡，火力减弱，加之市息愈大，不少火灶不愿购买、愿买者不是无力付水价就是抵赖付款，因此月月亏拆，入不敷出，不到半年便债台高筑。因继成井各灶户均是胡家各房，见此窘境便毁声四起，说侯策名不善经营。侯渐有所闻，也知此井日趋没落，于是约请井主退职。胡铁华及其族众奏足本息退还与侯，将大关收回。然而继成井水火日衰，岂是经营不善，1929年因淘井落钟．只好将其停废。胡铁华无可奈伺地叹息：“自家不争气，也是家运所关。”原未此时胡氏家族所有瓦斯井灶一百八十余口，适值厂市不佳，井盐滞销，以及经营不善和不少井口年长日衰，水火枯竭，加之家众支大，负债万金，失信于人，借贷无门，所有企业陷于瘫痪。在此绝境，由同新视的经理肖笠斋建议，胡家唯一出路是全部出解视、井、灶，否则要落个两头空。胡氏家族决定出租同新视，并请肖笠斋托其亲戚邹纬仁，转向邹诚三（陕商）联系承租事宜。经商议，稳租三万五千元，租期满时，出租人交还稳租才能收回企业；承祖者接收企业时，先付稳租款二万元，其余一万五千元，在一个月内付清。可是在每月租金数额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胡铁华坚持日租贰千元，分 文不少，邹纬仁力图压小月租，也不相让，双方争执到天黑，无结果而散，约定明日从长计议侯策名伙友陈仿陶，家住自井灯杆坝胡公馆右侧巷内，陈几乎每天路过胡家都要进去小座闲谈，因此对同新视内外清况，知之甚详。当陈探知胡、邹谈判内容并陷于僵局，即将全部情况转告了侯策名和刘体泉，三人越谈兴趣越浓，于是连夜密谋，梢心策划了一场商战。侯、刘、陈二人认为：这种便宜，不能放过，即使完全接受胡家的条件，也有利可图，决定合股承租，但事不宜迟，今晚就须前往胡家答应条件，签立租约，否则明日邹纬仁同意签约，岂不错失良机了。但侯提出一时难以筹措二万元巨款，还须斟酌。刘体泉灵机一动，说两万元钱还有办法，因他代贵州华观察所收王和甫借款，还未兑走，可暂时挪用，其余万五，待同新视接手后，不愁没有办法支付。于是三人商定分头联络，其进展之神速，为这千古井场所鲜见。侯在胡家当过掌拒，知道此事肖长斋为关键人物，通过与肖私交深厚的杨敏庵、李炳九的斡旋，塞给肖二百元包袱，立即拿到租约草稿。肖笠斋马上奔到胡公馆，将此消息告诉胡铁华，胡听说有人按条件承租，喜出望外、转眼一班人马会合在酒席宴上，火烛通明，签字立约：一边是急于出祖，祖约条件未打折扣，还解了受扼制的闷气；一边是快刀斩乱麻，迅速将欲取之物装人囊中的欢欣，热热闹闹，弄到头遍首鸡叫。再说邹升仁自以为做事老练，万无一失，他抓住胡铁华终济拮据的困境，满以为只要向己点个头便做成了这笔生意。一夜细想，就是答应胡家的条件，也是检个把货，何苦这番费心，明天将这事办现算了。第二天清早，邹纬仁前住会晤肖斋笠，说；“邬城三已同意照提出条件，立约承租。”肖答道，“麻雀已经飞了。”邹先是莫明其妙，听肖告以昨晚之事．气泪暗地跺脚，连呼“背约”，一双失望的眼睛蓦然失神，抱怨说：“邹诚三手脚放不开，让煮熟的麻雀也飞了。”又愤恨地说：“我们刚把床铺好，正要去睡觉，候策名他们脚都没气洗，就爬上来睡觉了！"此事发生后，一连几天，自井八店街百益茶馆议论纷纷．成了热门话题。虽各有所见，但差不多都赞扬胡铁华的胜利，说明虽不是生意人，邓会做出一箭三雕的买卖，欠债清了，烫元甩了，月租拿了。言外之意，侯等人中了圈玄，要吃人亏。也有人赞许侯，刘、陈的高明，消息灵．下手快，看得稳，拿得准，竞然将强力的对手老陕挫为千下败将。这场激烈的商战，到底结局如何，其时谁也说不清楚虽说时下井灶不景气，侯在下此决断之时，也曾考虑到一个迹象，当年销盐各地农村年景较好，盐运可能转旺。果然一接到手，盐价就起涨风，侯等迅速卖掉一关盐十五载，每载先收关银一千元，共一万五千元，按期付清了稳租，接着食盐需求量速增，盐商岂肯放过，盐价猛涨，侯、刘、陈由此获利甚丰。自他们的达记钱庄有了并灶做背景、金融活动便更加茂盛，出现一阵私人存款踊跃，“头寸”（现金）活动的局面。如在器材价贬时，大批购进备用。在盐价跌价时，则不卖益，待价而沾。而那些资金不宽裕的仕户，即使盐价大跌，因每日灶上必需支用，也不得不随市卖盘，低价而售。天有不测风云，侯、刘、陈兰人尽管兰头六臂，盐运一衰即急转直下。胡家索堆租金，侯等借故推挡，愈期拨付，直健拖久。胡民家族当然不让，欲在沈院起诉，后经肖笠斋调停，胡铁华同意了请有关商人团体作证，将月祖每月在达记钱庄上账，作为期满时退还稳租的准备金。侯等不同意搞准备金，于是邀请当时自井盐场的头面人物李永之、李敬才、张泽嫩出面，来了个出顶同新视的“两全”方案。原来侯、刘、陈三人早就打好主意，要不就减少月租，否则就交还视灶，收回稳租，量胡家此刻也拿不出三万五，要不在期满前由胡家出顶（卖出产权），否则也是还视收稳。李、张等人则帮助侯等游说，先是使胡接受将月租金改为租盐，租盐多少按日产计算，即双方按议定成数分配每日产盐，租盐的价格照市价计。这样一来：租约便无形取消，实际也减少了租金，因此双方时有争执。侯、刘、陈三人则心中有数，二则借故延交仓单，迫使胡家出顶。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铁华只好接受了二李一张提出的“两全’方案，将同新视全部卖给了侯、刘、陈。自此以后，在自责盐场历经八十余年的胡氏盐业世家，以出卖同新视为标志，丢失了全部产业。而侯策名却以同新视为起点，取得自井盐业新家族的地位。后来同新视与王和甫的源昌视合并，改名为源新权侯策名在自贡盐场初露头面，深知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对那些资本雄厚、权势硕大者，啊要注意避让。如对王和甫、李敬才、李永之、张泽教等，就是对产业丧尽的胡铁华，因其在官场有势，也得表面上恭维。否则，既不能展开活动，也难以站稳脚根，那时谁要想当商会会长，非显贵富豪点头是不能上台的。侯在这期间，与这些人相好来柱．特别是对李敬才，更是有忙即帮。达记钱庄仅三千元股本，竟货二千元给李，不仅长期货下去，而且长期不按时收息，侯过去曾赌博，后来发愤绝赌，不但自己不沾，也严禁其企业职工赌钱，但因李敬才打麻将缺人时，侯则奉陪热闹，以免伤和气。在商场中，侯对各商邦凡事肯帮忙，如有纠纷则尽力排解，从而使工商业者深有好感。正因如此，一九三O年自贡商会改选，侯被举为会长。侯长商会后，任用能言善辩的熊佐周做商会公断处的仲裁主任，又荐其弟侯性涵任商会会计。是年，侯新设兴利盐号，同运商老手郑光荣联贸，郑毛在重庆任经理，共它各岸托人代办、他们是场商兼做运商，处经营之灵活性增强。这时因楚岸川淮盐争夺市场，为鼓励“济楚”，对运楚之盐载还予以岸价补贴。侯乃同熊佐周、罗筱元、岁垫城等新兴场商开办复楚盐号。侯有句口头禅：“我做生意，要‘揭开甑子，就有饭吃’，才干。”他这套经营哲学：是共成功与失败的总结，囚此侯不敢于冒较大风脸，在往后的生涯中，表现世故老成、稳扎稳打，进退兼顾1931年侯以自贡商会会长身份，妥善地处理了井场巨商王和甫去世后仲兴社的债务纠纷，王家把会龙井的十三日火圈作礼，酬谢侯策名，但侯觉得这样做不仗义，便以租佃方式接受，佃价二千元，系象征性，这叫名佃实送，再加予佃一口，计十四口更名为天德昌灶。王家抵债剩下的源昌视，亦交侯策名代办。侯把两个视——同新视与源昌视合并成一个视，改名源新视，同王和甫后人王少苏各占一半，侯这半股权则由侯和其合伙者共有。著称井渝的王氏仲兴详从此破产。王氏的债权人多系谕商，号称渝沙集团，照自贡盐场规矩，井账井还，只抵井灶而不及其它，渝商不但不了解井灶信况，经营更是外行，因此得到井灶后只好出租或出顶，自贡盐商则压价踏削，迫使渝商就范，所以，王氏破产，井商中新兴者是得了不少好处的。四川盐运使当时由王瓒绪兼，王代表运商利益提出减产疏销，企图以此抬高销岸盐价。这不仅加重入民的负担，而且限了场商的利益，因而引起自贡中小盐商的反对，侯策名曾以其代表积极参予活功。王瓒绪为缓和场商的不满，从公益捐中拨出二十万元，作场商减产的津贴。然而运商们却以此款来自运价为由，将款项在重庆成立川盐银行，开办运盐保险业务，如此种种对场商毫无实惠。后经儿番周折，自贡场商才将这二十万．提回自流井，但已不足二十万了，于是成立了为场商服务的裕商银行．其股本按场商产量分摊，董事长为张绍甫，侯策名任经理，川盐银行推荐卢伯诚为会计主任，侯策名保举罗筱元长出纳主任。张任期满后换曾子唯当董事长，至到曾死后，侯策名成为董事长兼经理。裕商银行办理收买并灶股份，代收场商为数颇大的盐价，托收蜀光中学的学杂费，以及贷款业务等。侯与新兴盐商从中获利不少，这段时期，侯与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坟等过从甚密，是所谓自贡盐场新四大家族的资本积累时期。侯经营裕商银行，通过逐步收买股权，成为该行的大股东．并扩大达记钱庄营业，承租或承顶井灶，先后所佃大灶共九十二，既韭菜坝逢源井大X灶七口，正龙井五口，杨家冲正通井十八口，凉高山黑漆财门二十八口，代办涌咸井六口，继又陆续租佃其十四口，加上会龙井十四口，侯的井灶已近百。但据侯在简历中说‘继续租佃火圈壹佰贰拾余口”，其中有二十多口失记，然而这些产业，已确立了侯在自贡盐场的地位早在1935年，达记钱庄股东陈仿陶病故，侯策名引荐其第侯性涵买下陈的股份，做达记的外场，兄弟俩与熊、罗、罗合伙开凿新火井，其中在一九三六年开办的葆贞升，竞想不到成了他们合资经营的王牌。侯策名在简历中写道：" 1938年开办天X井，又投资葆贞井、蕴贞井，蔚贞井、载福井，均已获利。八年抗战，由于食盐唯川盐是赖，增产加运，虽在国难当头，但却给自贡井盐业带来了“黄金时代”，原来产浮于销的自贡盐场，一变而供不应求。侯氏经过多年经管的井盐产业，在抗战增产的形势下，相应获得良机。
1938年国民政府命令川盐增产，盐务局发布奖励指施，发放盐贷，核价宫收，井场盐商见有利可图，迫不及特，卤不分黄黑，咸淡，火不顾多少、深浅，纷纷启用，并以此作贷款条件，大有捞它一把之势。因此出现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特别是实行盐工缓服兵役，本来是为保证盐场劳力，而大批躲避抓丁的外县青壮逃尘自贡，盐场所需工人有限，于是出现劳力过剩 ，至使工人工资微薄，加上资本家迟发工人工资，因而经常发生劳资纠纷。同其他盐商相比，侯更专于办井灶，在产供销上多有策划，相对而言迟发工人工资也比较少，从而使侯氏产业发展迅速。侯策名雇用龚佐卿、王克崇等，在各地大量采购井灶所需物资、器材，如油、麻、米、料、楠竹、木材、度索之类，设仓储存，除供自营井灶所需外，还转做其他井灶的生意。侯还雇用王云福、厂谠云等，在威远小炭槽子购煤，于高峒设栈，堆积如山；又雇用陈绍宗远赴沪县胡市，购煤来井，厚储备用。当时自贡盐场瓦斯火日哀，而燃料需求日增，侯抓住煤的购置，甚有眼力。为此．侯根据运盐舟船去处，借返回空仓运煤和材料，与诸子言合股，以大生福的名义，巨资囤煤。特别是键为黄丹溪煤，共质优于胡市，经岷江、长江，从水路运到沪县，装返空盐船．沿沱江上运邓井关，再至自贡。抗战期间，物价高涨，因而货比钱贵，侯这一招不但是稳扎稳打，且是以物保值之策。当时出现这徉的事，抗战初期借贷整套锅妒和设备的钱、在后期用一块钢板就可还本息。可见当时经济之波动，物价之飞升。却说当时自贡的经济检查队长齐跃荣，借打击不法好商之名，横行于盐场。他见侯策名发财流油，想大敲竹杠，曾准备好逮捕侯，继而素价放人。但齐起初不敢直接对侯动手，把侯家井灶有关的油麻商蔡向宾等逮捕入狱，先试探地弄一下。后经人打通关节，送些包袱后，这场风波终告平息，侯策名为了对付齐跃荣，时有算计，适逢侯之子竞食同学郭汝瑰，任师长驻庐州，自贡系其辖区，来井视察防务，侯示意其子请郭吃饭，邀集者中少不了齐跃荣，齐在宾上见此关系，自此不但不敢敲榨候氏，有时反而变得讨好于侯。旧社会的宫场商场交易场，盖若如此，不来这一套，侯是知其励害的。l938年，侯、熊、罗、罗合资开凿的葆贞井见功，费时三年，出火二百三十口，这在井火日衰、能源短缺的时候，确是一张主牌，由于井址土地坡火腔源盛，他们相继又在葆贞井附近办蕴贞与蔚贞两井．而且凿成见效，前者出火百口，后者出火三十，三井合计烧火圈三百六十口，侯氏兄弟占锅份五天，得火圈六十口。侯在大安开办的天姑井“又说天成“，此从侯简历）于194O年锉到盐岩层，大见功效。这是日大仄子井，直径约八寸，深度近九百公尺，日产卤水数万担，单并产量名列全市第一，卤水咸量最重，为十两二钱，也是全市第一。侯占锅份十天，后收买了部份小股，成为该井大殷东。这些产业都赶上了抗战时期“增产加运”的好时机．侯策名当时雄心勃勃，颇富竞争勇气。为刺激增产，盐务当局搞了淡水、跳索、炭灶等津贴．因当时瓦斯、卤水、钢绳均缺乏，设津贴以资鼓励。但此办法难以控制弄虚作假，加之贿璐之风盛行，这笔津贴就成了不少盐商捞外快的目标，在鼓励场商添设炭仕时，侯曾响应，实办了炭灶，有的盐商却报空额吃白钱。侯利用杨家冲正通井的大灶设备．改建为复华（含复兴中华意）炭花效十连，后增为十五连，每连大园锅四口，带小温水锅六口。平均每连灶日产盐四千斤。同时在贡井，将原有同济复兴炭巴灶五连，改为炭花灶，后增为十连，但所烧卤水是黄卤成黑卤，，咸量不及盐岩卤，每连日产量比自井场烧岩卤的炭花灶少三分之一。说来凑巧，大批的盐岩井凿成也赶上了这个时期，著名的自井场大安（称大坟堡），也因此繁荣起来，成为自贡盐场的重要卤源地。在l042年，侯通过李姚鹤蕃佃得渝商汤式民同兴井大灶四十口，该灶原系王三畏堂产业，作抵债掌于汤手。这是种头等火灶，叫干腔火，无卤水堵塞，气量平衡稳定。火灶增加，卤水供应量相应需耍增加，侯便决定接办的大安的福镓井，又佃李南僧在大安的咸牲井日份，后者不几午也被侯居为所有。因此民间说侯“占的风水好”，就是指侯的火在土地坡．水在大安，二者均系当时气与卤的旺地。侯在盐业地质和枝术上所古的优势，与共搭伙者名熊佐周．罗筱元等是分不开的，因为熊、罗在这些方面实为专家。也由于这样，侯与熊、岁等关系密切，再加上罗华该，四家实际形成集团，虽各有利益，但大体上是紧密的。如在抗日献金活动，他们联合以无名氏名义捐款六百万元，在一些共同利益上也能协同合作，如侯在裕商银行掌盘，对其合伙所需的贷款，便是有求必应日寇侵华战事扩张，到楚岸沦陷，侯与熊、罗等开办的复楚盐号停正营业。侯策名1940起，先后联合大小股份，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盐务当局此时鼓励场商兼营部份盐运，侯除承担盐务当局分配的运盐俄额外，又收卖小井灶主无力承运的载额、此时运盐业务已改为核本定价，对载结算，虽说利簿．却有钱赚。特别是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淮盐运商陆陆续入川，江淮势力经办盐运，儿乎把四川运商排挤殆尽。自贡在当时盐引额每月在三百载左右，百分之九十被淮运商所控。侯策名因担任运商办事处主任职，故独资经营之兴利盐号才保得沪纳岸引盐三载。侯所经营沪州、纳溪等岸，运途近，运费省，风脸少，资金周转快，虽薄利但多销快售，利润把稳，使不少运商垂涎三尺。由于侯通过其弟性涵，联合水地场运商，专门凑集资金设立活功机构，周旋于官、商场，为拉好关系，或设宴，或郊游，或馈增，以打开局面。抗战胜利后，收复失地，川盐运楚，由于国民党政府曾经口头答应楚岸在战后可以川运（实为抗战．初期对许楚形势的权宜之计），侯策名、钟岳樵、刘稼洲等组织自贡运商，与淮商对抗，在重庆成立盐联保险公司，维护川运利益。侯被推选为董事会长，淮商张燮南任总经理，钟岳樵任副总经理。此后川邦运商盐船遇险即赔，使盐本得到保证，不像过去那样，遇险后，有关当局借口调查拖延时日，甚或无人授理。然而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纸币贬值，物价疯涨，川商遇险虽赔款到手，却所值无几。抗战胜利后，侯策名成为自贡地方名流，其资本数额据钟岳樵估计，约有三十五万余元（以银元作值）。其中“三贞”井六十口和佃业大灶，共计一百二十二口，自业计介十五万元，共他佃业因年限比短不一 ，综合计算，计价十九万八千元；其他银行、钱庄、发灶、卤升：以及商业因无法确切沽计，其资本未予计价。另在农村有地百余担，同工商业资本相比则是微不足道也。因此侯在八年抗战期间，时来运转，一跃为自贡盐场举足轻重的人物

“黄金时代”欲称雄之附录：

候策名轶事片断

侯策名在经营井灶时，一般情况下，他每日早起，先来一番巡视。看了贡井的继成井，然后回自井察实洪井，实福井及源新视。在灶上，先看灶房，再走管理个仕事务的柜房。到视上，先查看输卤视路，继而再到柜房。这就是所谓的“转场合”。转完后，直到达记钱庄吃早饭。井灶多f了以后，他便择其要者而观之，不过源新视是必去的，他这种监督，使各井灶的掌柜和座办，不敢懈怠，为不失职，只好先跑井灶房看看，以备侯询问而作答。早饭后到茶市，不是“集贤”就是“长春”，两家茶馆相邻，都在三圣桥。各钱庄、银行的外场或经理，一些井灶、商号老板也集合卜此，打听行情、抛进抛出，各显神通。侯只过间重大交易，一般买卖训由陈仿陶办理。虽然如此，侯到茶市除非因故从来没有间断。侯策名用人，主宁缺毋滥，讲精求效，他对人常说，“做事要巴底，来不得夹抄。”他选用职工的理想标谁是“有其所长”。如复华炭花灶职员黄饮成，既邦帐又管材料，非有精力和技能而不能胜任，侯的达记钱庄 ，从经理到学徒，最多的时候仅十人，既统办井、灶、视、号的全部收交，又办放存款汇兑，结息等金融性业务，如果因人设事，其人员则需数倍之增，在外场陈仿陶死后，侯之弟性汤继办，凡事必经其兄，实为“帮办”。到刘体泉退出达记，内务无人承接，于是侯策名一入身兼外场和内务。侯的企业颇能精打细算，如产一斤盐，须烧多少媒．根据煤质的优劣，订出客种煤的消耗指标，不得超过，还如凡属达记提供的识工伙食、理发，包括经理在内，都包给饭馆和理发店，统一由达记结账，从中可以节省些费用。侯策名用人较少门第观念，能从实用出发，而不计较那种银样腊枪头的花架子。为了维护其企业的利益，也就是保住自己的根本，对自己的亲戚，也不轻易用在显位卜，而对有本事的人，他可以破洛提携。如林泽浦，原来是个烧盐工人，精通制盐技术，严格原材料定额，能从降低成本中为其增加利润，而且林与工人之间极其了解，配合融洽。侯将他提核为座灶，深受信赖，工人对林的安排，也较服从。座灶其实是灶上的生产技术指挥，林译浦座灶的复华灶，在其精心管理卜，产盐极丰，连侯策名也很少挑出他的“毛病”。而复华什的座办朱鹏程，是自贡盐场有名的行家，为人忠厚，有时被侯发现不足的地方，侯不客气地对他进行训斥，朱虽点头称是，却时常感到莫明其妙。原来侯策名心中有谱。照惯例，座灶有独立处理灶房的一切事务大权，而侯的井灶却减削了这些权力，举事须先请示后报告，因而使企业权力高度集中，以利在商战中指挥一统，行动迅速。而对生产技术之权力，只要不是悖行逆施．他自不横加干涉，让你发挥减耗增产之能事。林泽浦生复华灶就做到了烧一斤盐十二两煤（老称十六两制，煤贡较好）。侯策名收买来的井灶．经改良往往增收。他深知老盐业世家的后人，多为闲散公爷，掌手的井灶交人经营，甚至赔钱析本，常有共产业获现钱的心理。如王三畏堂斤人的井灶，多成包袱，其王如东、王筱苏的股份较大。平时挥霍成性，经常腰无半文。侯策名特别雇请当时做中的雷泽安，为其拉拢说合。雷每天都去自流井正街上的民意茶馆，与王如东、王筱苏二人见面，对其情况了如指掌，在他们手拮据时，雷就主动借钱给其解难，二人有时连茶钱也开不出来，雷则助之．日久积少成多，无钱还债，二位也只好出卖祖业。王三畏堂的井灶产权，约三分之一落入侯的手中。这种既带兼并又带敲诈性质的资本积累，不啻侯氏行之。这也是当自贡五盐场常见的商战方式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希望安居乐业．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内战。所谓国统区，物价腾飞，钱如废纸；衣食皆难，人民举起了反饥散反内战的旗帜。此时的自贡盐商，也感到形势不妙，好景已成落花去。其中一些盐商，抱着抓紧获利的希望，趁势护张湘鄂和新区俏盐，然而江淮盐商，特别是官僚资本的江浙财团，岂肯罢体，盐务当局也履行不川盐济楚的诺言，于是在自贡盐场上的新兴盐商，一面在济湘济楚上争利益，一面梦想着在井场发展资本主义。侯策名为应付减产滞销的局面，首先砍掉炭灶，重点放在火灶经营。因碳灶制盐成本高，加之短产已成定势，他伙同赵子瞻佃天宝井长庆灶火圈七口、正龙井致和灶火圈五口、长发井 云祥灶火圈七口。所有火灶的会计业务，集中在达记钱庄办理。此时达记股本侯占三分之一，其弟性涵占三分之一 ，业务归侯性涵主持，而侯将精力则集中在裕商银行，并在济州、乐山设立分行、展开业务活动，沪州的分行还代办庐岸运盐业务。侯还同刘瀛洲、诸子言等组织蜀通盐号，运销涪陵岸，并拉盐局邦办雷仲武、前执分局长王智明等做股东，以打通盐局便利运商核价。在1947年，侯在重庆还与杨道樾、曾稚松、钟岳樵、余述怀等组织公大运盐号，杨后来曾做南京政府财政次长。余述怀曾约侯策名承顶重庆建设银行，在内江设分行，侯此时热心于金融，自然赞同，并拟在上海设分行，继赴庐考察，实地见到景况不妙，即刻缩手，这样上海设分行事则成泡影、余述怀被人打死后，侯任建设银行董事长。这个时期，侯策名长期驻渝，周旋于金融界，成为自贡新兴盐业资本在西南金融中心的代表。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该、颜心舍、颜宪阳、张开明等七人，在自贡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采用直空制盐新技术。公司的宗旨．是把自贡两场合组为一家公司，使对外力量更加雄厚，对内业务减少磨擦，可以关闭盐场大门，不让外入染指，也可以与其在销岸抗衡。然而他们无法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后。们在他们自己．不依附官僚资本，梦想发属民族资本根木就行不通。就连那些中小盐商，也不顾与侯氏们同其为伍，各自有各自的算盘。在自贡盐场，各类势力都参与竞争，突然间冒出许多公司，如西南盐业公司，中华盐业公司，资本越小公司牌子越大，侯熊罗等的四川盐业公司鼎足而三。四川盐业公司集资一二十亿元，拟向中央银行以官价二万元一两黄金购硬通货，或向外国借贷，在美购置真咐制盐设备。几经周折，由盐务当局领队，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赴美。侯性涵、颇心畲、罗华咳等随团出访，然而如同竹篮打水，最后空手而回。期间，中央银行拒售黄余，不换外汇，美国和加拿大资本家以中国政局不稳、动荡不安为口实，不予贷款。侯策名在这些挫折之后，一筹莫展。自贡有的盐商发富之后，买田修祠，户盈罗绮，食求珍飨、奠墓盖屋，俨然封建地主的遗风。侯策名向来却生活从俭，戒烟戒酒戒赌，自奉非薄。他既不讲究吃穿，一也不赞成自建住宅，认为这是最大的积压资余，而将其资金欲求兴办更大的实业。可是在1946年，侯策名却首手修建一座追求豪华的西式公馆，好像改变一反初衷，这一举动反映了他梦幻破灭的心态。开初将共庐取名“天府，后易名“涵院”。涵院二字由当时寓居上海的周孝怀以隶体所书。此院建筑较为考究，整个涵院座于小山之下，俯瞰釜溪河，一楼一底两层，墙体蒸青砖水磨平砌，，水材多用杉、楠木，杉料梁住，楠木地板梯台，础石用坚硬的黄浆石、瓦也是加工精制的，计厅堂、书斋、寝室、厨房等二十余间，楼卜楼下均环绕宽敝的走廓，楼下之立柱还等距做成白色水磨石。室内陈设购自杭州、上海、重庆等地，使时人感到新奇、难致。整座建筑设旧墙，院内隙地布置花园，绿草如茵，名花艳丽，径道两旁栽植楠木，花树，使建筑簇拥在幽静而又清爽的园林之中，工程历时三年，费金甚巨。在抗战胜利后的儿年之间，侯策名也热衷于公益事业，他是蜀光中学的校董，将自己的寿金和部份款项，设立了“策名奖学金”，为市立医院捐修了一幢三层楼房，名日“策名楼”，他还带头为荣县私立存仁中学募集基金一百万元。1948年七、八月间，川康盐务局钮剑霞新任局长，召集场运两商开会．宣布停正官收。场商极力反对，钮大发雷霆，坚持国民党蒋家当局扶淮抑川政策。这是对场商的致命打击。特别是蒋政权行将崩溃，通货澎涨，使候策名由放款者一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子金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一停止，井灶收入来源枯蝎．日缴困难，绝大多数井灶停推停煎。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家王明的统治瓦解，自贡盐场的政治、经济、社会情祝更加混乱，逼得侯策名焦头烂额。侯策名、熊佑周、罗筱元、罗华该相邀商议，决定“集体清帐”。所谓集体清帐，即实为集体倒帐，也就是大家都不干了。侯策名还打电话约贡井的朱俊臣，联系赴渝的刘瀛洲，请其参加倒帐。当时的市长甘绩呸对集体倒帐的盐场巨贾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这场倒帐才被制止下去。虽然井灶名义上没倒帐，开不了工，发不出工资，实同倒帐。到9月，蒋政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怕盐场停产，白贡是产业工人群聚的地方，一旦盐工众起响应革命，其势不可阻挡。因而公署当局召集自贡、键乐盐商代表到重庆开会，以图采取应变措施。自贡选出代表十七名，侯为代表之一，时年六十四岁，年逾花甲，匆忙赶渝，实为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自贡代表提出三点要求：恢复官收，恢复核价，货款生产。前两项要求被盐务当局拒绝，只同意贷款维持生产，数额代十万银元。僵持之下，代表们怕空手而归，只好同意如此。然而当局已无二十万银元现款，改为黄金，按官价每两黄金合八十银元折算，付给金条。此事颇费周折，黄金拿回井灶，分破不了，场商们知侯在重庆信誉，便委托共兑换银元。侯接此事，四方措筹，发现金银黑市兑换，有利可图，很快凑齐二十万银元。这笔钱装车运回自贡，多为盐商中饱。侯策名在重庆借货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向他逼债，经手人郑小舟劝侯将在渝存盐随市变卖，偿还债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盐售出之余颇也不及债款的十分之三．加之子金猛增，债台商筑，使侯坐卧不安，苦心积虑。侯找到重庆迄商办事处主任钟岳樵，请谋出路，钟为其打了个拖延时间的主意，对策有四：甲，解放已为时不远，不将存盐还债，乙，乙、请债权人宽限三月，利息以后谓算，丙，丙、愿改贷为银元者，可换据，月息二分至三分、丁，以重庆存盐二十余载作担保，另提自贡之井灶作补助担保

这一对策，以三月期限为风险，也就是说，这三个月的缓延，要么改变现状以求转机，要么现状越来越糟，侯策名可以宜布破产。侯经数日权衡，决定此为上策。他知道，解放大军一到，形势急转，到时债务还不是搁倒了事。于是特请调解人渠达公司总经理刘闻非和钟岳樵、刘瀛洲等竭力斡旋，采取各个说服债权人的方法。债权人为了讨债，还须养债，也就让步，接受了侯提出的宽限三月的清偿办生。果然不到三个月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生活，保证市场合法经商，由于当时物资交流渠道不畅，盐价上升，每担（百市斤）从几元涨到十元，侯在重庆的存盐售毕即足清偿在渝的全部债款。

春风吹拂暮年心（1950——1878年）

侯策名从重庆回到自贡，正值人民政府抓紧城复生产，努力发展盐业的开始。但他开初对党和政府政策不了解，心中恐俱，满腹狐疑。一日，军代表杨寿山召集各场商开会，向盐业产业所有者言布了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杨寿山在会上说：“我们对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不没收，还要利用民族工商者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你们所欠之公款我们可以缓收，希望大家把盐场生产赶快恢复起来。”侯开完会回到家中，仍然徘徊悦惑，观望不前，他早已心灰意冷，非旦看不清新中国对民族工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反而使他愈加胆怯。在此种心情之卜，他打算全部脱手。他把自已在自贡盐场的全部井、灶、视企业，列开倩册．附以所欠公，私债款清单，送请人民政府接收。这个清册清单，品叠相计，资不抵债，实如倒帐，也就是说，侯策名在自贡的产业实际已经破产。这时的侯策名，身在重庆心在井。到12月5日，自贡解放。约在一九五0年初，他由重庆遣返自贡，面对一摊破烂的产业，不知如河是好。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析了侯的历史和现状、认为侯策名还可以为人民做些事情，他在自贡盐场的经营管理，还可以发挥作用。军代表杨寿山对一些有影响、但存在迟疑犹豫的场商，进行了个别谈话。杨对侯谈话时说；在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里，民族工商业者还大有前途，你们所经营的食盐生产，是为民所需的日常生活品，山区的人民也急需食盆，因此恢复盐业生产迫不容缓，我们除实行前欠公款缓期外，立即恢复食盐公收，对由拖欠工资所引起的劳资纠纷，由人民政府劳动局出面协商，分期付款，这使侯策名深明大泛，为之感动，答应立即着手恢复生产。侯的这一行动，也带动了一些观望未定的场商。在整理井灶，恢复主产时，侯策名无周转资金，乃将其新建公馆“涵院”卖与盐务局，得价三亿元（人民币旧币），将其投入恢复生产之用。1951年，各岸销路扬通，盐不济销，盐局鼓励增产，侯在那年七月，恢复了解放前停业的复华炭花灶，改名和火制盐厂，由余在渊任经理，把原有的牛铁无边圈盘子锅，改为有边盘子锅，或改为期板方形锅。贡井的炭巴灶在设备上也加以同样改进。主党的教育下，工人们发挥了主人翁的积极性，人民政府在各方面大力扶持，侯的所有企业，全部恢复了正常生产。因此，盐产量大为增加，超过了解放前的产量，成本大降，从而利润大增，于是陆续还情公款，付清所欠工人工资，还有大量余款存入银行。为了支援杭美摆朝战争，他捐献了巨额款项，而且带头购买国家建设公债。1952年“五反，运动中，侯以为自己问题不大，态度开始不够好，后经刘铭处长开导，他终能积极交代清楚，退挤了脏款。运动结束后，工人交还了侯的三权（指当时政策挽定的资本家的人权、叶权、经营权。），并协助他搞好生产，使他提高了觉悟，努力发展生产。这年，他被选为大安区产业行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同肘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该会会员。侯策名连自己也没想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不仅能为新中国出力，而且产业得到飞速的发展。他在1952年11月的简历中说到“资本金额及雇用职工人数”时写道：“我同侯性涵经营井灶盐业生产业务（计有天成井、沾牲井、XX井集体灶、同益公灶、万福灶、和大制盐厂，同济复兴灶，达X灶八个单位，约值人民币叁抬亿元。我占全部资金十分之四，侯性涵占十分之二，其它股东占十分之四。全部职工人数叁佰四十三人。”这八个单位在该年九月份的营业额，据侯自己估“约壹拾伍亿元”（以上均系人民币旧币）。1954年，盐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政府宜布了政策之后，侯策名、侯性涵兄弟即打报告，积极响应，侯策名与其他工商业者的个业，于四月经批准合营，成立了建华公司。侯被安排为公司副经理。这是白贡市较早的公私合营的盐业企业，影响较大。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侯策名在公私合营的股东中，成为全市私人之冠，约值四十四万余元（人民币新币），年百分之五定息二万余元。年过古稀之年的侯策名，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光明之路。”1958年，侯策名任自贡市政协副主席，在自贡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市长。接着，他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集体接见。然而在十年浩劫时期，他被抄家、被斗争，被解除一切职务。可是他仍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学习，不无故缺席，还参加劳动，完成分配的任务。1976年，侯策名九十一岁，当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感到无比高兴，精神振奋地参加社会活动。一天他路过灯杆坝，望见他历资助建立的前进民中（现为市三十八中学），经过浩劫的创伤，破烂不堪，他心中泛起重振旗鼓之念，对亲人说：“要好生收拾一下学校，这个样子怎能读书啊老人纵壮心不已，但却抵挡不了自然法则，于1978年冬中风住院，市委和政府对他关怀备至，医务人员也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终因医治无效，于19 78 年元月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三岁。老人晚年，时刻关怀祖国统一，曾写过几篇对台广播文章，呼吁去台人员、台湾同胞，为促进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早日团圆而尽余力。

侯策名先生以他一生经营盐业的经历，走出了一个盐业资本家顺应历史所走的道路。

侯策名的梦幻彻底破灭，他只想有一个安定的晚年，不再浪迹于风险丛生的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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