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介子（1902—1998），名宗枝，蕲春县刘河镇骆湾人，为遗腹孤子。家境贫寒，出生后由外祖母抚养。6岁入塾，12岁随寡母居桐梓河孙家湾舅父家，因天资聪颖，舅父及族人资助骆读书，后考入九江同文书院，习英语，家虽贫但成绩优异，学校特许免费就读。读书期间九江学界举行一次英语演讲赛，骆获金杯，始崭露头角，引起九江学界人士重视。骆毕业后再入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骆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革命军，年底回蕲春县，任董必武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干事，并兼任县教育局巡视指导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骆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在董必武的帮助下逃往南洋新加坡等地，结识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国内形势好转后回国，1928年7月任职于冯玉祥将军领导的禁烟委员会，1929年投考外交部，被录用为驻澳大利亚领事馆主事，后升任副领事、领事。任职期间，他仍勤学不怠，先后获澳洲雪梨大学政治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

1934年，骆介子考取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国际政治、国际公法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时期，他还兼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顾问，于1935年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伦敦支部委员、对外宣传部长，并作为伦敦支部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骆与冯玉祥等代表提出抗日救国议案，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幸得通过。会后，骆受国民政府委派再赴澳大利亚，先后担任驻澳总领事、澳洲《民报》社长兼总编（澳洲《民报》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

“七·七”事变后，骆介子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辗转回国，于1939年4月到达重庆，就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兼海外处长。1941年3月，他受命再度赴澳大利亚，向旅澳华侨宣传抗日，组织募捐，将募得的款项购买飞机、汽车等物资，设法运送回国，支援国内抗战。1942年回到重庆后，不满国民党的派系纷争和贪污腐败，参加了由王炳南、郭春涛、吴茂荪等人发起的“东方文化协会”、“反侵略大同盟”，并任常务理事，投身抗日爱国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骆介子先后任武昌中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广西大学外文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在广西，他与进步学生一道，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恫吓，不得已于1949年避往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其间，结识了中共派往香港 的代表乔冠华，并于同年8月参加了黄绍竑、刘斐、龙云等44位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名发表的“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通电起义。嗣后，他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继续留在香港 ，为第二次起义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利用担任群声印书馆编辑的身份，出版发行了《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书，受到了各界关注。

1950年4月，骆介子应周恩来总理电邀，从香港回到北京，任外交部外语学院教授。到职不久，骆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到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骆深为新中国领导人的胸怀和风度折服，赋诗一首：“初谒毛主席，笑论我命名。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身。今日服公役，首在为人民。我恭而应曰，惟命是所尊。总理亦在席，阐明个中因。聘君为教授，诣在诲学生。尚未委官职，当无衔位称。三人皆莞笑，情谊犹记新。”1951年2月，经李济深推荐，骆到民革中央工作，任宣传部副部长、对台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58年1月回民革中央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不公平对待，1969年底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1972年11月到民主党派联合办事处学习，1980年后历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常委、委员，1981年10月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骆介子治学勤奋，学识广博，著述颇丰。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澳大利亚建国史》、《新西兰史》、《南太平洋群岛纪实》、《菲律宾史》、《清末外交失败史纪》、《新中国领导简史》等著作，均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他在年逾90高龄之时，以重新修订出版了《澳大利亚建国史》一书，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收藏，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雷涛乐曾亲笔手书感谢函，并登门向他当面致谢。

1938年春，骆介子回蕲春探亲，对乡亲们说：“要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不能搞包办婚姻那一套旧习俗。”当时不少亲戚朋友来看他，有的人带来鸡鸭等礼品，他嘱家人，收下后只能代为存放，待他走后退还礼物。骆十分关心和重视蕲春的修志工作，1984年曾为《蕲春县志》题词：万世风华茂，千秋正气生；江流长浩荡，旷世有新人。”

骆介子养生有术，习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典操60余年，持之以恒，一生精力充沛，很少生病，去世时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