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是中原姓氏播迁的重要中转站，台湾同胞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祖籍地在福建，其中福建丘（邱）氏宗亲占海内外本姓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粤、桂、琼、赣、浙、台及东南亚等地的丘（邱）氏的诸多祖源也来自福建。为此，理清福建丘（邱）姓源流，编纂《八闽通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1946-1948年，丘汉平、邱峻、邱映光、邱伯玉、邱学敦等宗贤就发起编修《福建邱氏通丈》，后因政局变化而中止。1988年，以福州、闽东部分县市宗亲为主，在连江县晓澳邱氏宗祠第二次开编闽省通谱，又因人力、资金不足仅简编一册《通谱概要》。1990年，连江邱氏前辈学敦、一峰等发出倡议，由闽南宗亲主办，在泉州石狮厝上村召开第三次全省通谱会，奈因动员面不够广泛，汇集谱牒资料有限，尚缺闽中及闽西、粤东等重要部分，故改通谱会为通谱研讨会，于1992年汇集《闽丘（邱）氏宗谱研究》一书。尽管三次联谱工作最终都未形成一部完整、系统、权威的丘（邱）氏八闽通谱，但宗亲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已为我省开创了先河，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随着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的施行，海内外谒祖寻根、文化交流活动风起云涌，各种历史资料、宗谱方志相继问世。尤为可喜的是，中华丘（邱）氏宗亲联谊总会、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丘（邱）氏委员会的先后组建，为理清丘（邱）氏入闽源流、编纂《八闽通谱》搭建了理想的平台，使宗亲们实现世代夙愿有了可能。
一、要充分认识丘（邱）氏入闽源流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福建地处祖国的东南沿海，尽管有出土文物表明，距今5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但有关原住民姓氏的记载犹如凤毛麟趾。由于福建的社会发展离不开中原华夏文化，其姓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则与历次中原大移民潮息息相关。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思考，我以为，丘（邱）氏入闽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从西汉到北宋，大致为单向、群体或成建制的播迁形式；后者从南宋到明清，大致为多向、零散或不规则的播迁形式。两个阶段差不多各有一千年。
对现有掌握的史志谱牒资料按时间顺序进行简单疏理，勾勒出丘（邱）氏入闽大体脉络，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西汉未，王莽（公元9-24年）乱政，内忧外患，‘边大饥，人相食’，中原流民纷纷南迁。据福建上杭、连城及江西兴国等地族谱称：穆公第31世丘茂千为避乱自河南开封迁至福建上杭。这是有关丘（邱）氏入闽的最早记录。
西晋永嘉年间，一场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战争持续了15年，史称“八王之乱”。民族矛盾激化，也使中原杀戮不止。百姓在锋缑之下辗转沟壑，星散四方，中原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爆发了。此次迁徙方向集于今日的安徽以及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区，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赣南及闽边诸地。史料记载，中原衣冠随晋渡江者百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据统计，南渡人口达90万之多。这是一次悲惨的迁徙，历史为其定名为 “衣冠南渡”。《晋书》称，士庶人等“奔进流移，不可胜数”。“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白骨露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有人估计，到南朝刘宋时，中原南渡人口约占当时南朝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对华夏文明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福建通志?丛谈》载：“自永嘉（307-312）不竟，中原板荡，江左衣冠右族，林、陈、黄、郑、詹、丘、何、胡八姓，迁入闽中”。此后一千五百年间。吾丘（邱）氏一直在福建志书中位列大姓（见八闽首邑《闽县乡土志?版籍略三?大姓》、《侯官县乡土志?氏族?大姓》）。又据明未清初永春《堂前邱氏族谱》、泉州《泉西锦塔邱氏宗谱》、仙邑《凤冈邱氏族谱》等记载：“晋永嘉间，中原板荡，我给事中夷公，同衣冠族林、陈、黄、郑、詹、胡、何八大姓入闽，居住刺桐里。闽中之邱，夷公始也……”。清《闽县乡土志》《版籍略三?大姓?邱》载：“按《氏族略》，邱以地为氏，六朝有邱祚者，随宋（420-479）昌国郡守阮弥之入闽，后亦守郡，因家焉。”
唐朝初年，福建九龙江流域当地原住民闽越族后裔以及蛮獠族，与南迁至此的中原汉人经常发生摩擦，以至于爆发了“蛮獠啸乱”。《福州姓氏志?概述》称：高宗总章二年（669），朝庭先后派光州固始人陈政率兵3600名、45姓及其兄弟陈敏、陈敷率兵3000余人、58姓军校入闽平乱，大多定居在漳州一带，部分分迁福州地区。其中有府兵队正邱安道则在陈氏兄弟军校之列。另据江西上饶桥下村谱载：高宗仪凤三年（678），邱德淳以武略从将军陈元光讨闽。迄今河南固始陈集乡的陈元光家祠正堂上方“威震闽粤”异常醒目。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入闽的传奇，至今还为海外寻根者津津乐道。陈元光平定叛乱，在泉州、潮州建州设县，开发漳州，因此被闽粤人尊为“开漳圣王”。陈元光对老兵老将实行了奖励退役的政策，并提倡与当地土著妇女结合，使得陈元光及其部属的后裔成为当时闽粤地区人口比例最大的居民。当年，他们都以唐朝军人为荣，自称为“唐人”，其后代移民至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地时，大都还用“唐人”这一称呼，这正是海外“唐人街”的由来。福州地区的男人，方言称“唐铺人”，也是起源于此。1990年5月6日台湾《联合晚报》报导，唐穆宗长庆（821-824）进士、光禄大夫邱昆清，因避战乱从中原南下，隐居于福建建州（唐高祖武德元年起称福建为建州）。
唐朝未年，朝政腐败，战事频繁，“安史之乱”引发的中原移民潮尚未完全消退，黄巢发动了一场波及全国、时间长达9年的农民战争。中原人再一次踏上了南迁的道路。吾丘（邱）氏先人也在此行列。有的避乱：如海南省定安县分谱转述元至正十二年（1352）的《清源丘氏宗谱引》道：“吾丘氏之先祖讳杰公，原系河南郡光州固始人。唐广明（880）间避黄巢乱入闽泉郡清源，其后代有一支分迁海南定安。”有的从军：唐中和元年（881），号称“固始三龙”的王潮、王?、王审知兄弟随王绪起义军南下。在这支数以万计的队伍中，几乎囊括了当时固始的全部姓氏。后来的学者对此多有研究。明嘉靖《固始县志?隐逸》记载有18姓，史称“十八姓从王”；清末固始进士何品黎考证为34姓5000人；固始县史志研究室编印的《历史姓氏（一）》称有50多个姓氏；《福州姓氏志?概述》则称多达71姓。他们离开固始，过寿州、庐州，抵浔阳（江西九江），继续南行，溯赣江而上，过洪州（江西南昌）、吉州（江西吉安），到达虔州（江西赣州）。再由虔州东进，折入漳水河谷进入福建汀州、漳州（漳浦）。光启元年（885）八月，到达泉州。景福二年（893），王审知率兵攻下福州。据厦门诒谷堂族谱记载，邱世延（讳延祚）在王氏兄弟军中任团练，并娶王潮之妹为妻。据武夷山黎口谱载，光启元年乙巳秋，邱祯（字季祥，846-923）以部民身份随王潮入闽卜居建平之北乡（今武夷山市）石臼里黎阳屯黎口。祯公78岁寿终，葬黎山寺前黎安桥山，迄今合族同祭。又据古田岩富邱氏谱载：唐未丘俊携三子迁古田，“迨王审知入闽，第三世大理卿润公始迁岩富。”其裔孙恒山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戊寅由岩富迁到连江马鼻贵丰。诸多史实表明，唐末五代乃丘（邱）氏入闽最集中的时期。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好景不长，统治阶级内部党争不断。这时出现了个福建丘（邱）氏入闽史上的重要人物丘?秀（1006-1086），乃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河南光州固始人氏，历任鸿胪寺卿及温州、歙州、吉州刺史。因厌倦党争，举家南迁福建兴化莆田岩头乡。长子丘成实于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被授为通直郎，后历迁光禄大夫、枢密院使。宋崇宁元年（1102）朝庭焚“元佑法令”、立《元佑奸党碑》，党争升级，成实被波及贬谪出京，外放福建罗源县吏（1134年举家迁往广东饶平）；其二位弟兄也分别被贬谪海南琼州和广东潮州。三兄弟后来各成为广东、海南三支重要的开基祖。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为积弱的朝代之一，赵宋统治者鉴于自身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篡夺政权的经验教训，高度集中兵权，造成“将不识兵，兵不认将”的可悲局面，军队缺乏战斗力，二百多年间外患不断。先见屈于辽，订“坛渊之盟”；后见败于金，偏安江南一隅；最终亡于蒙古铁蹄之下。长年战乱使百姓颠沛流离，造成了一波又一波难民潮。到了南宋末年，难民潮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唐初陈元光以及唐末王审知时期的迁徙，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么，以宋“靖康之难”导致的大迁徙，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迁移。因而，除史志外，有关宋元移民的记载在家谱、族谱中也保存较多。目前福建各地丘（邱）氏传世的族谱中，开基祖多是处于这一时期，时间、地点、名讳也记载得较为详尽。但部分在本省内衍播，部分由于政治原因和谋生着想而迁播临近省份。如争论颇多的上杭始迁祖的有关谱牒资料记载中，尽管对开基祖各有不同观点，但时间点基本一致，都在南宋末或元初。邱姓人口多达三万人的连江县，其三支开基祖肇连时间分别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和二十八年，彼此相差无几。据海南《琼山族谱》记载，邱葵（1242-1332），字吉甫，世居泉州，为南宋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福建通志》载其囿于“宋末科举废，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景炎元年（1276），泉州招抚使蒲寿庚以城叛归元，拒南迁宋幼主不纳。葵公为抗元遣长子德玄（琼山开基祖）随宋将张世杰入粤护驾勤王。宋亡益自韬晦，避隐小嶝屿，终生不仕元，表现了高风亮节。而后，德玄的五个儿子中，长子回迁泉州，三子回迁莆田，次子留居琼山，五子则迁往江西临江。
综上所述，丘（邱）氏入闽源流的丰富多彩而使八闽先民的繁衍轨迹变得多姿而生动。

二、要树立识大体、顾大局，团结包容的道德风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福建丘（邱）姓宗亲为理清世系源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支系房派宋元以后的脉络逐渐明朗，认属习惯也多有定见。然而，中华丘（邱）氏自营丘开姓毕竟已经过了三千多年，入闽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由于朝代更替、环境变迁、资料缺失，遗留诸多问题。有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有的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比较典型的事例有：关于入闽丘（邱）氏源流归属问题，究竟是属穆公、安公还是行恭公、?秀公？关于争议比较大的上杭上接世系问题，所谓八郎公究竟是谁？其定位又如何？“三龙”究竟是“继龙、从龙、梦龙”，还是“季龙、仲龙、孟龙”？如此等等，不仅部分宗亲长期困扰，影响团结，而且牵扯了太多精力和时间，有悖于弘扬祖德、敦亲睦族、面向未来、和谐共赢的初衷。我十分赞成中华丘（邱）氏总会二届八次理事长（扩大）会议的决议，“统一认识，不再争论，各认所属，加快步伐”，把注意力集中到早日完成三大任务上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要这样做，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思想认识问题：
1、顺其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经过秦姓氏合一，由氏变成姓，姓氏世系已难以考辨。也不说历史上因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姓氏互相转化混淆，单是因避讳、避祸、避事；义子、赘婿、继嗣；音讹、省文、复音姓氏单音化等改为新姓，已使中国的姓氏变得十分错综复杂。今天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出一个自姜太公以来一直是百分之百的纯本姓本宗血统的丘（邱）氏，恐怕再也不可能了。穿过几千年幽深难测的时空隧道，探究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正如现代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已不同于古人一样，作为华夏群体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作为生命个体象征的专有符号的姓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出既不同于传统模式而又与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形式。但姓氏毕竟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和宗族群体的符号标志，有它特定的内涵和无穷的张力。我们要充分体认今天的福建丘（邱）氏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派系播迁衍化而成的生命共同体，切不可强求一律，厚此薄彼，而应该顺其自然，提倡一体多元，团结包容，和谐共生，共存共荣。
2、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可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夏、商、周三代世系尽管也有谱牒为依据，但由于年代久远，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资料早已残缺不全，只能采用一些口头传说，即“旧闻”，“于是略推”，其真实性，恐怕连太史公自己也没多大把握。何况唐以前均为官修家谱，经过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门阀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正如“欧苏体”创始人之一苏洵所说：“盖自唐衰，谱学废绝”。我们现代的谱牒与魏晋隋唐以前的谱牒已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因此，“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次世序不可复知”。当时人们对自己先人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在宋初的宰相中，范质、王溥的家世都只能推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史书上连他父亲的名字也没留下；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的世系算是能推得比较远的，但也只是到曾祖父这一辈。因此，官府才大力提倡修家谱，进而创立了影响至今的“欧苏谱法”。
《中华丘氏》第60期简报指出：“总会目前收到的500多部各地送来的老谱、新谱，最早的是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修的木刻印刷版江西宁都三修谱，其余的都是清康熙以后和现代新编的”。本人所见到的老谱，正式刻印的也很少，多是手抄本，或不久前翻印的。我们必须正视上述的历史和现实，对各种谱牒记述的内容认真加以鉴别、考证，去伪存真。
3、出于公心，无欲则刚。被誉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八闽先贤林则徐曾写下一付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修谱作为牵动广大宗亲情感的大事，有容，才能从善如流，形成合力；无欲，才能出以公心，顾全大局。
明清以来，统治者继续鼓励谱牒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这使得谱牒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于是，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片面追求“大而全”的风气。并孳生了依附名人和生拼硬凑的修谱做法。有的为了通谱联宗、追溯世系动辄数十上百世，往往将历史上本姓的将相名人“一网打尽”。这种做法流毒很广，现存的明清时期天南地北的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常常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不少名人，有的就是附会、编造出来的。在近年修谱过程中，也可以找到这一流毒的痕迹，有的甚至变本加厉，过犹不及。最近，我在研究各地世系谱记中，就发现某些世系谬误百出，不仅干支、年号出错，官职、朝代不符，地名、郡望失真，竟出现数十代任同一官职，隔朝人为父子兄弟的咄咄怪事。有的遣词造句与当时文化背景相左，行文习惯前后矛盾，竟出现据称出自先秦某公手笔，却是文白兼具，甚至文理不通的笑话。有的人为了达到通谱联宗的目的，居然故意篡改或增删旧谱中的关键字句、史实。这些做法中固然有术业不精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出自门户之见或个人私利的。我们应该把握大方向，开拓大视野，坚决纠正和摒弃一切过时观念和不当做法。
4、总结经验，厚积薄发。随着姓氏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和谱牒纂修工作的逐步展开，各地在实践中已摸索总结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组织工作和质量要求两个方面。
坚持“五个有”，做好组织工作。即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有一班坚强的领导骨干，有一套完善的实施方案，有一支过硬的工作队伍，有一笔相应的资金保障。这五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上马容易下马难”。有的地方修谱工作起步很早，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会议开了很多，钱也花了不少，修谱工作却迟迟没有走上正轨。有的地方积极性很高，但就是因为缺乏经济实力，只好观望等待。有的地方前期工作做了不少，但因缺少专业人才，迟迟无法开篇。有的地方其他各项条件都具备，就是因为方法不对，走了不少弯路。修谱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集中了宗亲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承载着家族的传代重任和未来希望，《八闽通谱》的开篇务必慎重扎实，厚积薄发。也许有人认为前期筹备的时间拉的太长了，我却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的前辈为了修《八闽通谱》，三代人整整花了一个甲子时间，却始终未能如愿，我们多花一些打基础时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何况，《八闽通谱》决不是各地分谱的简单重复和剪辑，更不是现成资料的汇编、古今人物的堆砌。何况，事关　　全省，覆盖面广，宣传发动很难，统一认识更难。目前，被动呼应者不少，主动投入者寥寥，如何把深藏在大家心底的愿望变成自觉的实际行动，才是头等大事。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需要一支良好合作的团队，依靠群体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保证权威性，注重谱牒质量。明代学者王成谨道：“然家之无谱，不犹国之无史乎？国无史，无以纪历代，无以征文献；家无谱，无以明世系，无以溯渊源。谱之时义大矣哉！”可见，谱牒意义之重大，从某种角度看不亚于正史方志。丘（邱）氏入闽源远流长，支系错综复杂，要理清它，首先需要一批文化水平和学术水平都比较高的骨干力量和热心族事、有高度责任感的工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为修出一部高质量、有权威的谱书提供组织保证。其次，资料的准确性是保证源流考和通谱权威性的前提。要尽可能地收集有关谱牒、正史、方志、文集、碑刻，乃至相关的契据文约、族人遗墨等，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必要的甄别和鉴定，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东西来。再次，要发挥集体力量，组织必要的学术调研和论证。谱牒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要保证其结论的严谨性、科学性、指标性和功能性。只有善用集体力量，集思广益，才能保证质量，使之“藏之名山，留传后世”。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对祖源的考证就是很好的典型。例如本省上杭县、江西铜鼓县的宗亲，分别对有分歧的八郎公世系进行认真负责的研究考证，作出了祖源考证决议。又如原先对祖源世系也有不同意见的连江县，重点抓了严谨的考证工作，多次组织集体论证，很快统一了认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把囊括全县3万多邱氏宗亲、篇幅近千万字的《中华丘氏大宗谱?连江分谱》成篇付梓，顺利颁发给全县宗亲。

福建省源流研究会丘氏委员会秘书长 吉天

摘自《中华丘氏简报》第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