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不少地下文物证明

在汉寿现至少发现楚墓1 8 00多座。如此多的墓葬说明，汉寿是楚国的重要家族聚居地。同时发现和挖掘了大量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物，其中出土了一把旷世罕见的珍贵铭文“武王之童”青铜戈。上面的“武王”，应是楚武王而不是秦武王，因为楚武王在世就已称“武王”，秦武王是死后的谥号，不可能死者授人。“童”与“重”相通，是“重大”之意，“督”是统帅、监督之意。此戈即为“武王之大督”，意为楚王军队的统督、统帅。可见，这把“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权柄。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人物，又是将楚国带进春秋时代的国王。我们将这把青铜戈同它周围18 00座楚墓，进行综合考察，就发现，汉寿一带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一定是武王的王族重要成员，是武王军队统帅，是武王开疆略地的功臣。春秋战国时代的汉寿一带，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的封地，居住这里一带的家族，其始祖就是这位“武王之童督”。据黄露生教授考证，这位被封为“武王之童督”的人物，就是屈原的祖先屈瑕。按照先秦王族制度，“武王之童督”的铜戈，是名副其实的“尚方宝剑”，对屈瑕来说，无疑是权力和功勋的凭证和象征；对屈瑕子孙来说，这一“先王之器”供在祖庙，无疑家族的护身符，是家族在楚国王族中地位的根基，在王族不断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无疑具有稳定和保证作用。因此，“武王之童督”青铜戈在汉寿出土，既是庄子说的“着封”的又一证据，更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汉寿一带，是屈氏家庭“受屈”的屈地区中心，是屈原故乡在汉寿的有力证据。

另外，近年来汉寿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官印“郢室畏户之玺”(即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印)。据专家考证，这可能是掌管此印的执政官从楚国郢都失陷后逃出带回家乡的。此人是屈原家族的重要成员，一说为楚怀王的大将军屈丐，一说为上柱国屈署，一说为屈瑕。这一印玺为什么在汉寿出土?这主要是因为汉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著名屈氏家族的封地，今即以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平原。无论是谁，他们都是屈氏家族的代表。还有根据“楚之法”，楚军统帅战败，必定“身死”，即不是战死，就是自杀，如屈氏家族的屈瑕自杀，屈丐战死，就是如此；又如项燕、项羽自杀，也是如此等等。据此，在楚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军白起攻破郢都，作为楚国郢城护卫长官屈氏，当时很可能战死，或自杀。所以，“郢室畏户之玺”，应是屈氏死后遗物，在汉寿出土，说明汉寿是屈氏的家乡，更说明以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是先秦楚国屈氏家族的封地。因此，这又进一步证实，汉寿既是屈氏的故乡，更是屈原的故乡。

同时在聂家桥乡开掘的32座古墓中，还发现过一座特大的战国墓葬，南北向，楠木套棺，棺盖极度豪华，这不是一般官员墓葬。与此同时，又发现了“青钢鹿角纹镜”、“龙风青铜镜”、“摊尸板”等1 3 7件古文物，这些古文物只有显赫家族才可能享有的。

随后又在汉寿发现了两座珍贵文物“古铙”，即“编钟”，上有“女丁"突出体，编钟是古时宫廷高级官员所享用的乐器，分纽钟(定调用)，用钟(演奏用)，编钟(加大音量)，这正好和屈原诗赋中相同，“叩钟调磬”、“二八接舞”、“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辨”，“楚商劳只”、“娱人乱只”相符，这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楚国高级乐师在叩着编钟，调着磬，吹起竽，和着箫，奏起郑卫音乐，让那些“朱唇皓齿”、“丰肉微骨”的美女翩翩起舞。这也只有显赫的屈氏家族才可能享受此等高级待遇。

另外在汉寿还出土了大量的如鹿角纹青铜镜(罕见珍贵文物)等贵族生活用品以及青铜剑、戈等武器。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说：“能够得到多数的地底证据，那是再好也没有的。”因此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文章引用自：毛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