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诚其人2012年的12月27日，常州气温接近零度。火车站旁的宏达宾馆前，戴诚身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一条藏青色西裤，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颗小小的、醒目的毛泽东像。路人从他身边经过，忍不住多瞥几眼，嘴里嘀咕着，“天气这么冷，还有人穿这么少，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戴诚不疯不傻，这是他的“四季装”，而且几十年不变。戴诚，常州合唱团的组建人，人称“红歌司令”。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毛粉”，满脑子的毛泽东思想，张口闭口“毛主席”，讲到兴起，他就会反复抛出一个观点：对目前的社会，应该“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戴诚恨不得用毛泽东“武装到牙齿”。在戴诚的家中，“毛泽东”不处不在：客厅、走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画像；桌子、柜台摆放着高高低低的毛泽东雕塑；十平方米的卧室里，围绕着两千余册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籍；阁楼上设有红歌“音乐室”，一张书桌，各种曲谱、光盘和磁带，还有音乐播放设备；门上贴的对联是毛泽东诗词；一辆二手老尼桑，车窗上的红字，写着：“捍卫毛主席的思想，坚持包主席创立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为人民服务”。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甚至“爱屋及乌”到了毛泽东的湖南同乡。戴诚的工作是城管，当他执法遇到湖南籍的小贩时，他也会对他们好一些。 红色情结戴诚出身红色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曾经参加过渡江战役，因在战斗中负伤而留在了常州，这也是他“红色情结”的起点。“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了，我父亲八岁，光着脚，没有裤子，在雪地里帮地主放牛，我们是贫苦人出身，没有毛主席，穷人是过不上好日子”，戴诚在家中的露台上挂满了父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木几上还摆放着一尊父亲年轻时候的紫砂石像。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贫农阶层”，是毛泽东之外，深深影响戴诚的人。但戴诚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曾动摇过。戴诚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缅怀周恩来被处罚。因为这次处罚，他也曾恨过毛泽东一段时间。直至改革开放后，种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戴诚开始感到茫然与困惑，这让他又开始怀念那个毛泽东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就看得很清楚了，老百姓开始过不太平的日子。我不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我身边的环境，我身边的那些干部的举动，言语，跟毛主席那时候不一样了。原来，老百姓看到的干部很亲切，始终都是自己人的感觉，不趾高气扬，完全没有身架，很随和；毛主席走以后，没多长时间，一两年时间，干部就开始变得自私自利起来，直到现在贪官污吏”，戴诚对现世极度不满，对毛泽东时代无比怀念。 红歌团1993年，困惑中的戴诚突然发现，“用歌唱的方法怀念毛主席，是一种解脱”。戴诚终于找到一条出路，他说：“我认为用歌唱的方法能唤起人民的良知，是一种战斗，是一种武器。”最开始戴诚是一个人到福利院给老人们唱红歌，慢慢的队伍逐渐壮大。2000年，戴诚自费组建成立了常州合唱团。常州合唱团位于在常州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座陈旧的教学楼内，发黄的储物柜，一排排铁撑椅，暗红的丝绒布背景衬托着一个巨大的毛泽头头像，头顶几架落满灰尘的吊扇……一切都是80年代某处工厂会堂的模样。在合唱团里，戴诚享有至高的权威。通常他站在教室中央的毛泽东画像前指挥合唱，戴诚会突然跳上一张红色的凳子上振臂高呼。他又会随时叫停，然后扯着嗓子，带着脏字大骂：“你们活了六七十年，连个歌也唱不好，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外孙。”常州合唱团里的成员大多是退休工人，或下岗职工，合唱团的“不专业”让戴诚甚为恼火。而这些老人们早已习惯戴诚的粗暴，相反他们都觉得戴诚是“大好人”，因为戴诚是常州声乐协会主席，老人们常常亲切地称他为“戴主席”。这些年，戴诚带着合唱团到处巡演，参加各种合唱比赛，虽然获得了不少荣誉，但是戴诚也因此背负了一大笔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来源于帮经济并不太好的团员垫付参加比赛的经费，债务最多的时候曾高达250多万。在最困难的时候，戴诚无家可归，落魄的他只得住在一辆破旧面包车里，备受煎熬。为此，妻子差点和他离婚。直至现在，戴诚还背负着100多万的债务，他的工资卡压在债主的手上。尽管如此，戴诚依然死心塌地地坚持他的红歌事业。自“大闹”人民大会堂后，戴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那就是带领常州合唱团走出国门，“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