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卫士成元功解密：随周恩来去国统区三次遇险
- 中华成氏网 2012年2月19日 成元功
贴身卫士成元功解密：随周恩来去国统区三次遇险
成元功 1925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 1945年至1968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建国后曾任周总理卫士长 少将军衔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成元功编著。本书是一部凝聚着对周恩来、邓颖超深厚感情的回忆录。成元功曾任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历史地见证总理夫妇的简朴生活。为寄托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无限思念，作者用饱醮深情的笔触详尽地描写了他在总理夫妇身边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随周副主席去国统区工作
1945年12月，国共和谈，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前往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代表团其他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陆定一、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我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行前往。
1946年春，国民政府决定还都南京。随着国民政府还都，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来到南京。同年11月13日，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的反对，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于11月18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中共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时间虽然不长，总共将近一年，但有几件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第一次坐飞机
我是1945年12月下旬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的。
1945年12月16日，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成员，一起从延安乘飞机飞往重庆，去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即历史上所称的“国共二次和谈”或称“重庆谈判”。代表团成员除周副主席外，还有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王若飞、邓颖超。到达机场后，周副主席的秘书龙潜发现有包重要文件放在办公室桌上忘了带，要我坐汽车回去取。等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杨家岭，拿上文件，又返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的行李也被带走了。没赶上飞机只好留下，等待下一次飞机的到来。
一个星期后，也即12月下旬，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班机回重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搭乘这架美国班机去了重庆。
我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没坐飞机以前，我曾羡慕坐过飞机的同志，总觉得坐飞机一定很好玩，可以在空中仰望蓝天，俯视大地，别有一番滋味。万万没想到，我头一次坐飞机，就受够了洋罪。一来我们坐的是一架美国小型运输机，机舱没有密封，更没有现代化的暖气，只有几个铁座位；二来我的棉大衣已经打在行李里边被上次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带走了，在杨家岭等待的这几天，借穿的是乔巨英同志的棉大衣，临行前我又还给了他。一上飞机，就感到有些冷。飞机升空后，经过秦岭时，机舱里就更冷了，冷得就像冰窖。我和另外那两个同志，只好瑟缩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根本没有心绪从窗口里去欣赏蓝天和大地，更不用说那变幻莫测的云层了。
飞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在下午6时左右才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这时我们三个人都感冒了。
白市驿机场是美军的军事基地，下飞机后，没有人来接我们。我又带着两支驳壳枪，不便行动。三人经过商量，由我留下看守行李，其他两人去打电话和八路军驻重庆红岩办事处联系，请他们派汽车来机场接我们。
他们走后，我便一个人留在行李堆旁看守行李。这时，天又下起了毛毛雨。重庆本来电力不足，在毛毛细雨中，电灯就像个发着红光的小火球。我是头一次出门到大城市，又是在机场，人生地不熟，既不敢轻易走动，又怕国民党特务前来盘问，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只好在濛濛的细雨中，忍饥受饿坐在行李上等啊等，一直等了有两个小时，那两个同志和来接我们的汽车才赶来。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上车坐好后，汽车才开出白市驿机场，向重庆市区驶去。等我们到达中共代表团驻地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得知我们尚未吃饭，伙房管理员特地到街上给我们买了三碗阳春面(肉丝面)。
第二件是重庆市有两多一少
所谓两多，一是重庆特务多。搞特务统治，这是国民党的一大特点。特务机关不但有戴笠的军统，还有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不但宪兵有、交警有、各军政机关有，而且工厂、学校也有，真可谓特务遍布，多如牛毛。他们不但监视、跟踪我办事处、代表团人员，连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社会贤达和一切接近我们的人也跟踪，甚至跟踪、监视国民党本身军政机关中的所谓异己分子。如有人突然失踪或者被杀，不用问，那肯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我代表团驻地周围更是布满了特务的据点。我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有关同志就向我做了介绍，并指给我看，说哪几处是军统设在我们驻地周围的特务机关，还说，我们驻地对面的茶馆、洗衣店等就是特务为监视我们的行踪专门设的点，那里整天都有几个特务在盯着我们。此外，街上还有修鞋的，卖烟、卖糖的都是特务设的点。他们不光监视、跟踪我们，还监视、跟踪进出办事处的其他人。你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你步行，他也步行，你坐汽车，他也会用汽车跟上去。我们通常管他们叫“尾巴”。有关同志还告诉我，我们外出一般要两个人同行，不能单独行动，一旦遇上特务找茬儿，你就大喊大叫，特务抓人啦，并说你是中共代表团的，叫什么名字，这样群众很快就会为我们通风报信的，千万不能一声不吭跟他们走，要想办法甩掉他们。还有，打电话也会有特务监听，所以规定，有重要事情，不准在电话里讲。
二是重庆老鼠多。多得就像特务一样，随处可见，而且人人受害。你口袋里千万不能装吃的东西，如果装了，不论你放在什么地方，就是挂在墙上或衣架上，用不了多久，口袋都会被老鼠咬破，吃掉装的东西。它们不光到处出没找吃的东西，甚至咬人、咬电线、咬书报。小孩睡觉被咬耳朵、鼻子，书报被啃得豁豁牙是常有的事，至于电线就甭说了，常常是晚上开电灯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开灯就不亮了，你上顶棚去查吧，准是老鼠干的好事，它把电线给咬断了。
那时重庆的房子包括楼房，内外墙都是用竹皮编的，里边是空心的，所以老鼠到处通行无阻，打也打不净。它们不光夜里出没，就是大白天也会在房间里钻来钻去，甚至有时还能看到它们沿着单股电线，像走钢丝似地从这幢楼房爬向另一幢楼房。人们对它们恨透了，但又没有办法对付它们。
一少，就是重庆交通工具少。重庆是个山城，路窄阴雨多，出门就爬坡。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自行车，一般市民出行全靠两条腿。一切日用生活必需品，像柴、煤、米、面，包括各种建筑材料，全靠肩挑背扛。
重庆市民特别能吃苦，有些妇女背上背着小孩还挑着担子叫卖或做工。尤其是在阴雨天，他们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为了谋生真是风雨无阻，就是寒冷的冬天，他们光着脚板照样沿街叫卖或打工。
尤其让人看不惯的是那些达官、大亨、贵夫人和小姐。他们身穿长袍马褂或华丽的旗袍，足蹬皮鞋，神气十足地坐在黄包车上。而那些拉车者则头戴斗笠、衣不蔽体，光着脚板奔走。上坡时，他们不但弯腰弓背，脚下用上吃奶的力气，一步一步很艰难地往前挨，下坡时还要一溜小跑，嘴里不住地唤着“来哟，来哟”，让人们给他让路，以免把人撞着。就这样，他们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只能勉强糊口。
第三件是周副主席三次遇险
第一次是较场口事件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我方做出了很大让步之后达成协议，闭幕了。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民主建国、军事问题，以及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
2月10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人士、社会团体和大专院校师生数千人，在较场口广场集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我代表团也去了一些人参加，周副主席因在家有约会未去。9点半钟左右，我去参加集会的同志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较场口大会出事了。大会一开始，就有一个特务跳上主席台，自称是大会总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并将话筒扔下主席台。紧接着混在人群中的有组织的特务、暴徒，冲上主席台，推倒桌椅板凳，并挥舞棍棒大打出手，将大会主席李公朴、主席团成员，以及大会特邀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李德全等人打伤，还打伤群众数十人。
周副主席听了汇报后非常气愤，当即终止约会要去较场口，大家劝他不要去，说在混乱中即便去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周副主席说，特务横行，爱国人士被打，我不能看着不管呀。说罢喊上副官何谦、颜太龙就走。为安全起见，龙飞虎、朱友学带上驳壳枪也跟去了。邓大姐和我们焦急地等着，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人回来。我们便打电话给新华日报营业部，让他们派人到较场口现场探听一下情况。20分钟后，营业部的人汇报说，较场口情况混乱，在现场未看见周副主席。邓大姐和我们提着心继续等待，一直等到11点多，周副主席终于回到了代表团驻地。他回到驻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国民党破坏政协刚刚达成的决议，是反苏反共的开始。下午，邓大姐召集龙飞虎、何谦和我开会，听取上午龙飞虎、何谦他们随周副主席去较场口情况的汇报。何谦说：我们赶到现场时，现场混乱不堪，特务、暴徒还在行凶打人。见我们去了，就像疯狗似地围了过来。周副主席下车后，愤怒地斥责那些特务、暴徒，谁让你们这样干的，是谁指使你们这样打人的?特务、暴徒们不但不听，有几个家伙反而掏出了手枪。在此情况下，我们四个人也掏出了枪对准特务，挡在周副主席面前，和那几个家伙冷眼相对，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此时，周副主席却制止我们说，谁让你们这样做的?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理嘛!只听那几个特务中的一个家伙说，他是周恩来。几个家伙一听周恩来的名字，似乎有所畏惧。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也是主席团成员。就在这时，冯玉祥副委员长得悉后赶来了，后面跟着全副武装人员的随车。代表团人员和红岩办事处去参加集会的人，也陆续赶来了。只听人群中传来一声长长的哨音，这是他们事先定好的暗号，那几个家伙和混在人群中的特务、暴徒，听到哨音一哄而散，逃之夭夭。
几个家伙一溜，周副主席立即走上主席台，慰问被特务、暴徒打伤的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马寅初不但受了伤，身上的西服也被扒走了。周副主席气愤地说，这次流血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通过这次事件，全国人民会进一步看清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打内战的面目。然后让我们的同志尽快将李公朴等人送医院治疗。
随后，周副主席乘车去宪兵司令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他们惩办破坏集会的罪魁祸首和打人凶手……再后，又去医院看望了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人。
听了何谦的汇报，邓大姐指示我们：国民党现在阴谋策划反苏反共，破坏政协决议，今天这个事件只是个开始。幸亏今天多去了几个人，才没有发生意外的问题。今后恩来去群众复杂的场合，你们一定要多去几个人，而且要和家里保持联系，今天和你们联系不上，把我急坏了。要向全体同志重申，要严格执行外出制度，外出必须坚持二人以上同行，不准单独行动。晚上尽量不外出，有紧急事情非外出不可，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证安全。今天虽然我没去，但听了何谦同志的汇报后，甚为周副主席的安全担心。
较场口事件后的第三天，2月12日下午4时，我们就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信是写给周副主席的亲启信。因为周副主席有规定，凡是他的亲启信件，别人不准随便拆。由于周副主席和邓大姐、陆定一、廖承志代表代表团去医院探望较场口事件受伤人员未归，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郑文同志，就把它交给了我。并说信里有东西。因是亲启信，我们不能拆。我接过来一看，只见信封上写着：“立交，周恩来亲启”几个字，右上方有三个“十”字，左下边是“10号”。我用手摸了摸，里边有块长圆形、一头尖一头平的硬金属，好像是子弹。我拿着去找龙飞虎，龙飞虎等几个人说，我们看过了，也说像子弹。由于是亲启信，按规定不能随便拆。天黑后，周副主席回到办公室，我把信交给了周副主席，并提醒他里边可能装有子弹。周副主席拆开信封，一粒子弹掉到了地板上。他一笑说，这又是特务搞的鬼。我把子弹拣起来说，交龙飞虎吧。周副主席说，先放一放吧。
第二天，新华日报便登了那封恐吓信和信封及那粒子弹的照片。恐吓信的内容是：“恩来，你若要向蒋主席面谈这次事变，便请你尝尝这粒子弹之味!老实对你说，早就等你几回了。现在不干你，请你先看看谁的手段高明吧。”最后署名是“冠英”。里边提的“蒋主席”是指蒋介石。从这封恐吓信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是何等猖狂。
第二次是反苏反共大游行！
较场口事件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反苏反共的开始，紧接着就是更大的公开的反苏反共活动。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国民党特务机关用金钱雇了一批暴徒，煽动和诱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预谋于2月22日举行反苏反共大游行，冲砸我代表团驻地。事关重大，周副主席立即指示，代表团各处、室做好应急准备。
21日晚，周副主席在代表团驻地楼下小会客室，再次召集代表团各处、室负责人开会，检查应急工作落实情况。当龙飞虎汇报说，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地处居高临下的位置，有石灰，有开水，他们冲不进来。如果特务、暴徒冲进来，我们就用石灰和开水对付他们。周副主席当即批评说，胡闹嘛!现在情况变了，皖南事变时我们是八路军办事处，蒋介石一翻脸就不认你了。现在我们是他请来的谈判代表团，我们的人身安全他国民党有责任给予保护。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和特务、暴徒拼命不值得。这次应急准备是防备万一特务、暴徒冲进来，我们要及早把机密文件、电台转移，不能落在特务、暴徒手里。明天早饭后，几位领导同志要出去避一避，其他同志留在家里不动。会后，周副主席亲自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文白先生(张治中字文白)，明天你们指使组织的所谓东北难民请愿游行，想你已经知道了吧?所谓请愿实际上是反苏反共，破坏和谈的行动。他们计划冲击中共代表团驻地，如果我代表团驻地被冲击，人员和物资受到损失，就是国民党向全国人民宣布和谈破裂。希望文白先生采取措施，制止这次破坏和谈的游行活动。
第二天早饭后，代表团几位主要领导都按计划外出了。周副主席又带上副官颜太龙、何谦去宪兵司令部找宪兵司令，要他对我代表团驻地加派岗哨。中午也没有回来。
那天，周副主席等出门后，我和服务员孙福生、秘书处郑文三个人站在楼前的小平台上，居高临下地观察外边的动静。9时后来了一班宪兵，在我代表团驻地门外加了两个岗哨，其余的停在百米以外待命。
9时半，游行队伍来到我代表团驻地门前，前边是20多个中学生，打着洋鼓，吹着洋号，后边的队伍稀稀拉拉，手里拿着五花八门的小旗。学生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群众队伍有喊反苏反共口号的，也有喊要苏军尽快撤出东北三省的。他们见门口有宪兵，没有敢冲击，派了两个年纪大些的把一封信交给我代表团传达室，队伍就离去了。当他们走过我代表团驻地不到100米的地方，我在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有人站在路旁向一部分人发钱，很显然这一部分人是被特务雇用的。
我代表团驻地因宪兵司令部派来了宪兵，没出什么事，但我新华日报社营业部却遭到了国民党特务和暴徒的袭击。他们闯进营业部，捣毁了门窗，打伤了多人，还将书报杂志扔到了大街上。
事件发生后，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首先由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介绍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国民党特务打砸的经过，接着周副主席发表谈话，严厉谴责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指出这次事件与沧白堂、较场口的捣乱，都是国民党政府事前既未防范，事后也未采取措施，显然是国民党一手策划的，是国民党破坏和谈的铁证。最后，周副主席严正声明：中共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决不会因这些反动分子捣乱破坏而退却。同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撤销特务机关，赔偿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次是国民党特务企图打砸我代表团南京梅园新村驻地
1946年初，旧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政府由抗战时的陪都重庆还都南京。此时国共第二次和谈尚未破裂，以周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由重庆迁往南京梅园新村17号和30号。梅园新村30号原是私人别墅，面积不大，国民党特务在周围设了许多监视点，监视我代表团的活动。周副主席住30号，与30号一墙之隔的二层小楼，就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点，其周围还有四五处。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反苏反共进攻解放区不断升级，比其在还都前还要猖狂。6月下旬，国民党特务网络了苏北许多逃亡地主和一些流氓地痞，打算在28日到我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游行请愿，并内定冲击和打砸我代表团驻地。27日，我们获悉这一情报后，周副主席于当天下午即召集紧急会议，进行严密部署。这次所谓苏北难民游行，又是国民党一手操纵策划的，是对我代表团的又一次挑衅，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当前，国民党正在加紧反苏反共，大举进攻我解放区。三天前他们刚刚制造了下关惨案，现在又准备打砸我代表团驻地，是想逼我们撤走，然后制造谣言把国共两党和谈破裂的责任，转嫁到我们头上，我们要挫败他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周副主席所说的下关惨案，即6月25日发生在南京下关火车站，国民党特务包围毒打马叙伦等人的事件。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25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士10万人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选马叙伦、盛丕华等11人为代表，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呼吁和平。代表们到达下关车站，一下火车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毒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
接着，周副主席进行了部署。他说，电台和机密文件都要安全转移；代表团人员除留少数人看家外，其他分别有组织地去玄武湖、灵谷寺，有亲友的可以去投靠亲友，中午不要回来；将所谓苏北难民准备来梅园新村游行请愿，并准备打砸我代表团的情况，通知宪兵司令部，要求他们派人来保证代表团驻地的安全；告诉各新闻单位和有关方面，请他们关注事态的发展。
当晚，周副主席又去17号院，对机要、军事、外事各组的落实情况逐一进行检查。我随周副主席走进17号院，正赶上17号院全体工作人员在食堂开会，布置第二天的行动。周副主席简要地讲了话，他再次强调，明天外出一定要三五个人一组，不得单独行动，而且要在下午3点钟以后回来。回来时先看看门上有没有彩旗，如有彩旗可进院。彩旗不在就说明出了问题，千万不可进院。
第二天早饭后，大家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三五人一组陆续外出，多数人去了玄武湖，少数人去了灵谷寺。周副主席则改变以往的习惯，起了个大早，饭后带着副官何谦和龙飞虎去了莫愁湖。中午在莫愁湖吃了午饭，下午去拜访美国特使马歇尔。
这天，我和戈茂、张晓娃等四个人去的玄武湖。我们虽然呆在玄武湖，却一直惦记着家里，惦记着周副主席，特别是惦记着在家里留守的同志，生怕出什么意外。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三天前发生的下关惨案，无一不说明国民党特务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我们拎着心，好不容易挨到下午3点以后才从玄武湖往回返，直到走进梅园新村，远远地看到代表团驻地门楼上彩旗在风中猎猎飘扬，这才把心放下，大踏步地返回驻地。
据留守的同志汇报，上午确有几百个所谓苏北难民在国民党特务的鼓动和指挥下，要搞所谓集会游行，由于上午宪兵司令部派来一个排的宪兵，新闻单位又来了十几名新闻记者，带着摄影机和照相机，等着这场闹剧上演。特别是国民党怕把事情闹大，控制不了局面，所以这些特务和所谓苏北难民，只在国府路东方中学集会，狂呼乱叫了一阵反动口号就解散了，没有来我代表团驻地冲击和打砸。
这次所谓苏北难民集会游行和上一次由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反苏反共大游行，企图冲击、打砸我代表团驻地的阴谋未能得逞，都是周副主席审时度势，采取果断措施的结果。当然，也充分展现了周副主席处理各类危难复杂问题的才能。
（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潼关成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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