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氏家族是元代畏兀儿高门望族。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兀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对廉氏家族内迁后姓氏的形成，居地之变迁、家世人物之婚姻、成员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
   关于其他畏兀儿人的论文有尚衍斌《元代畏兀儿人史事杂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尹伟先《维吾尔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史事考述》（《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胡小鹏的《〈元史•叶仙鼐〉补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等。
   吐蕃在元代已成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地区，元朝通常委派有语言优势的畏兀儿人行使这一职责。尹伟先就此撰文《元代参与吐蕃事务的畏兀儿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考述了元代参与吐蕃地区事务的畏兀儿人及其事迹。通过爬梳史料，就任职于元代宣政院中的畏兀儿官员之姓名、族属及其事迹进行了考证。另外，作者还研究了元代畏兀儿喇嘛及其文化贡献以及出身于畏兀儿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的事迹。如果说尹伟先研究的是参与元朝地方政务的畏兀儿人，那么尚衍斌则对任职中央的畏兀儿人进行了研究。他在《元代中书省的畏兀儿族大臣》（《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论述了在元朝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任职的畏兀儿族大臣的状况，探讨了他们在元朝统治中的作用。另外，尚衍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撰文《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对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考释，认为亦都护是元代畏兀儿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领，并对亦都护起源于Ydyqut——ahri提出佐证。对亦都护进行研究的还有罗贤佑《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党宝海《13、14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
   元代畏兀儿人在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王开元《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因探讨方面论述了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田卫疆《论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从语言翻译，文学诗词，史书编撰、书法、绘画、音乐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畏兀儿人的文化成就，认为其为唐宋以来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畏兀儿人不仅将其优秀文化带入中原，而且也善于吸收汉文化之精华。元代新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交通也得以改善。畏兀儿人纷纷内迁。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兀儿人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1997年第1 期 ）对此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内迁畏兀儿人吸收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对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列班•扫马。王永生《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扫马》《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 ）就扫马出使欧洲事件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我国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此方面的论文还有王梅堂《偰氏父子与中朝文化交流》（《民族》，1992年第12期 ）。
   自古以来，畏兀儿不仅以其独特鲜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还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杨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文《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论述了元代维吾尔族景教的发展及维吾尔族景教徒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代兴盛一时，不少维吾尔贵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为喇嘛僧。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则考证了阿鲁浑萨理、必兰纳识里、舍蓝蓝、迦鲁纳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的事迹。田卫疆《〈元典章〉中有关畏兀儿丧事体例诠释》（《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论述了畏兀儿的丧葬文化。通过对《元典章》中《畏兀儿丧事体例》的考证，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儿人的丧葬制度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