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同治版•大冶县志》记载，大冶从南唐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建县迄今1046年历史，共有进士33人，举人（包括副榜）164个，榜眼半个（吕调阳祖籍大冶，在广西长大，又在广西参加科举中榜眼，故只能算半个），而真正“有据待考”的状元唯有出生于光绪4年（公元1878年）的大冶金山店镇朱家山头湾学子朱国桢。

　　机智过人 才思敏捷

　　朱国桢，字星胎，海鲲公长子。家谱说他“聪明颖异，自幼读书，一目数行，乡先辈咸称为神童”。
　　民间传说，朱国桢幼年家里很穷，6岁进学，成天穿一件补丁叠补丁的旧长褂，读书时不但买不起笔墨纸砚，还经常交不起学费。可他聪明伶俐，刻苦认真，私塾先生吴凤辉实在拿他没辙。一年腊月，学生纷纷拿着先生写的春联回家了，唯有朱国桢还呆在学堂未走。吴先生很奇怪，一问，原来朱国桢钱早就用完了，买不起红纸。没有红纸，就拿不到先生写的春联，回家难免遭人耻笑。
　　吴先生想了一想，就从内屋拿出自己准备书写春联的红纸，裁好，准备写出上联后，如果朱国桢能够对出下联，不光写对联的红纸奉送，来年上学还不用交学费。先生上联刚一写完，朱国桢就对出了下联。

　　黄卷青灯，学士从来辛苦；

　　玉堂金马，儒生定享荣华。
　　十岁时，朱国桢随着族人一起入泮（县学），县官见他不但年纪尚幼，身材还极其矮小，就逗他开心，给他出了个奇怪的考题：“请绕城三周”。没想到朱国桢想都没想，就围着县太爷转了三圈。县太爷不解，我让你围城三圈，你怎么围着我转？朱国桢接口道：“县城是小城，老爷你是大臣（城），我不转大臣（城）难道转小城？”大家一听，全堂哈哈大笑，无不佩服朱国桢机智过人，才思敏捷。

　　状元易人 引发抗议

　　朱国桢以这样的非凡才智参加科举，自然所向无敌。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15岁的朱国桢获得恩科房荐，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中举人，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并获得保和殿复试一甲第一名。
　　按理，此科状元非朱国桢莫属，但乱世无奇不有，当年适逢慈禧太后70大寿，主考官看朱国桢的“桢”字似有“一国之桢（桢：古时筑墙时所立的柱子），篡权夺　位”的联想意义，恐日后遭同僚检举暗算，牵累到自己。再说同科第六名王寿彭名字有“寿齐彭祖”之意，正好可以借此讨慈禧老佛爷的欢心，于是，把本来应该放在朱国桢试卷底下的王寿彭试卷，故意调换一下位置，放到第一名朱国桢试卷的上面。当年光绪帝未能掌权，慈禧害怕光绪借机培植亲信，就亲自操刀钦点状元。她拿起朱砂红笔，一眼瞥见“王寿彭”三字，立即心花怒放，龙颜大悦，哪里知晓里面的花花巧巧，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的状元。
　　在北京的湖北籍官员知道这一结果后，纷纷为朱国桢鸣不平，当天集体罢朝一天，以示抗议。当时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舆论蜂起，莫衷一是。当事人王寿彭为此曾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朝廷委派 赴日留学

　　王寿彭出生于山东潍县，同朱国桢一样，也是6岁入学，十岁入泮。只是他中举是25岁，中进士27岁，比朱国桢年纪大了几岁。他借这首打油诗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的状元确是靠自己真刀真枪拿到的，不是民间传说那样靠名字合巧取得的。县试、府试他一直是优，参加殿试夺得状元一点侥幸的成分都没有。
　　一些好事分子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慈禧生于1834年，1903年她正好69岁，按照中国人“望生做生”的传统，当年正好是慈禧70大寿，依照慈禧平时昏庸无能的行事风格，此事多半实有其情。只是碍于朝廷的体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口不能言，不敢直承其事而已。但大冶朱家山头脚下的朱氏宗祠从此挂上了“殿试第一名”的高大牌匾，以彰显朱氏家族“状元风光”。
　　如果仅此为止，朱国桢虽然痛失“状元”名头，也不过小事一桩。只要自身有才，何愁不能一日出头？偏偏“漏屋恰逢连阴雨，破船巧遇当头风”，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朱国桢受朝廷委派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刚刚接受政要处篡修、国史馆总篡、实录馆篡修、中丞参政等几个重要职务后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正准备大展拳脚、一酬平生抱负的朱国桢，一下子从熟读经史的绝代大才变成了年轻的“前清遗老”。

　　乱世之秋 辞职回乡

　　幸亏他留过洋，在激进的“革命者”眼中多少还能算个新派人物。清廷倒台以后，朱国桢没有被关押、被驱逐。一些政治风云人物在组合新的政府部门需要安抚社会情绪时，偶尔想起他，派给他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但当时的社会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无论干什么都只是临时的，没有一天安静日子。
　　明氏《星胎公传》中说：“盖将起擢君（指朱国桢）为天下用，而君亦以天下事自任矣。无何国体变更，君翩然南下”，朱国桢回武汉副总统黎元洪处担任法律顾问，并担任湖北法律专科学校校长。不久改任省政府秘书长，省自治筹备处处长，代理教育厅长，选举总事务所所长。
　　1914年前后，朱国桢终于得到一个干事的机会，应邀出任全国禁烟局总督办。上任伊始，就亲临陕西禁烟。用当年林则徐禁烟法，严惩贩运烟土、鸦片的不法商人，“法林文忠公之严，海禁尽数焚毁，”“商惧而民亦称快”。获得民众的好评不等于得到社会的承认。也许是朱国桢措施过于严厉，触犯了某些地方军阀、政界要员的个人利益，不久他就被行政当局以调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借口调离了岗位。几经沉浮，最后回到湖北担任全省自治筹备处参议的闲职。
　　1921年，朱国桢不堪国家乱世，借口奉养老母，辞去全省自治筹备处参议职务，回到武昌寓所，过上了课子奉上、闲庭信步的寓公日子。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男人三十岁、四十岁正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智力成熟的年龄，也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岁月。但身处民国初年的乱世，朱国桢从政坛新秀到无所事事的寓公，无奈地荒废了二十几年的青春，实在是人生一大悲剧。

　　身患“偏枯” 焦虑过世

　　当年北宋苏大学士被贬黄州时，朝廷只给了他个团练副使的职务，没有权力，也没有具体任务，整天无所事事，不得不在东坡开出一块荒地，种茶割稻，田桑农耕。
　　表面他“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飘飘乎如遗世独立”，实际内心上是无比悲哀的。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说，苏轼有时甚至想到死。文人么，天生就是奔波劳碌命，正如范仲淹所说“进亦忧，退亦忧”，一旦不进不退、无所事事，那就意味着从小树立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目标的空置，人生意义的消失。
　　家谱、历史并没有具体记载朱国桢这个时期的详细起居。但朱国桢在1926年突然罹患“偏枯”（半身不遂），足以说明朱国桢并未能突破当年苏东坡因置闲而生的文人自伤桎梏，他同一些普通文人一样，“人虽置闲，心却难宁”。可以理解，一代天骄，连遭“失状元，夺其志，弃其才”的不幸，感其心，形于色那是必然。
　　“偏枯”在现代还有一个说法是“中风”。焦虑过度，脾气不好或者心情烦躁都能够猝然引发。幸好朱国桢中风后还能说话，只是他无法动手、移脚，每天吃饭时，他不要妻子和四个儿子照顾，只要母亲喂他，借此机会，他总是找一些笑话来宽解母亲的心。
　　中风后的朱国桢真的解脱了，放下了内心的失落，彻底认命。
　　六月的一天，朱国桢在大儿子念祖的帮助下，找了符山一个著名的风水师，为自己选好墓地。回家后，一再嘱咐儿子要好好孝敬祖母，深情地望了望这个无奈的世界最后一眼，就合上了眼睛。死时，49岁！